如果对规则的认同为西方的“外部多元主义”（公开的反对派或者反对党）提供了文化条件，那么“权衡”文化的存在也促成了中国“内部多元主义”的客观存在，通过“权衡”来协调内部不同的利益。当然，也有不少皇帝依靠权臣或者太监搞政治，结果导致其他大臣的反弹，不过，结果都不会很好。

一项统计表明，因为权臣之间的斗争而死亡的皇帝竟达27%，是皇帝死亡中第二重要的因素，而第一重要的因素便是“天命”，即自然死亡，为54%。实际上，衡量一个皇帝是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能否作为平衡者出现。自身也“结党营私”的皇帝都被视为是坏皇帝。

第三，“权衡”影响权力与人民或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西方都有民本文化，但性质截然不同。在西方，民是政治主体，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即使所谓的民主绝非是人民自己成为统治者，但政治参与则是人民的权利，即人民参与统治自己的政治过程（福柯语）。中国文化也提倡“以民为本”，但民是政治客体，即被统治的对象，数千年没有任何话语指向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最激进的孟子把“革命权”给了老百姓，但“革命”很难说是政治参与，其代价极高。即使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孙中山先生，对“政治”的界定也没有超越古人，即政治就是管理老百姓。不过，中国的确发展出了如何通过“权衡”来治理老百姓的方法，如“牧民”“养民”“教化”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政治观念包括民主、自由、公平等已经是人们日常观念的内在部分，民众因此对政治有更多的要求，包括政治参与。再者，随着经济的转型，实际社会利益也日趋分化。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含义及其表达方式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民”被简单地视为统治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的基础必须得到转换。但同时传统政治中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得到转型和演化，因此，“权衡”文化仍然延续着。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说明了，一旦政治内部各种要素失去平衡，政治就会失衡，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