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权衡”与中国政治(2)

时间:2018-04-17 09:0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中西文化对“政治”的认知

在西方文化中,所谓的“政治”就是一个团体集体决策的过程。“政治”的本意指的是“谈判”“讨价还加”“妥协”等。在古希腊,“政治”是平等人之间的一种游戏,所以西方从古希腊以来一直有“政治人”的假设,即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就是说,民众或者社会是政治的基础。

不过,古希腊社会大规模的奴隶则是没有公民权的,并且正是因为奴隶的存在,为公民参与政治创造了条件。在罗马帝国时代,“共和”政体本质上也是古希腊的城邦政体。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政治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更多的社会群体逐渐进入政治过程,直到现代“一人一票”制度的出现,民主从理论上说达到了“顶点”。

在中国文化中,“政”和“治”是分开来使用的。“政”即指制度秩序、统治和施政手段(如“礼乐刑政”),也指道德修养(如“政者正也”)。“治”有统治、治国的意思(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指社会的稳定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中国本身没有“政治”的概念,现在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是日本学者的翻译。日本学者把“政”和“治”结合在一起也非常贴切,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政”与“治”,即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

孙中山先生把“政治”两字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已经和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被统治者。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权衡”是如何影响各种政治关系的呢?首先,“权衡”影响权力与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就是规则化,而“法”(尤其是宪法)是制度化最后和最高的体现。历朝历代,所有制度变化都是精英“权衡”的产物,是自上而下促成制度的变化。领袖集团掌握主动权,决定是否需要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变化。

不过,很多时候,也有负面的结果,即领袖集团判断失误,阻碍变化或者发生不当的变化。在西方,制度变革都是各种社会力量追求的结果,要不要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大都是各种力量之间较量或者交换的结果。当然,这种关系也会产生负面的结果,当各种力量旗鼓相当,谁也不妥协的时候,应当有的变化不会发生,或者在社会力量严重失衡的时候,发生不当的变化。

其次,“权衡”影响权力者之间的关系。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认为,任何社会无论是君主贵族、独裁暴君、共和、民主或者其他,不管理论上如何规定,实际的权力绝非为一个人所行使,也绝非为所有的公民所行使,而是为一个精英集团所行使。这个观察非常适合中国的皇权。理论上皇权是皇帝的,但皇权的行使则涉及一个精英集团。不过,因为中西方对政治的不同理解,统治集团内部精英之间的关系也全然不同。

在中国,政治是一场“零和游戏”。有人解释说,“政”字是由“正”和“反”两字组合而成,这并非没有道理。把两者合在一起,具有两个含义。第一,“赢者通吃”,即赢者为王、败者为寇;第二,正如没有“阴”就没有“阳”一样,“正”“反”也是一体的。正是因为一体的,赢者(皇帝或者统治者)不仅要容许其他精英的存在,而且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这就是“权衡”。传统上,皇帝都会努力避免明显地站在任何一方,而是站在不同利益或者派别之上,作为平衡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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