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极有必要去认真客观思考，崛起中的中国究竟是离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中国政府出台的类似《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还是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

客观事实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基本性问题。中国拥有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创新追赶型国家的双重身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当然会内生性地倒逼和要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性调整和变化。特别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和自主创新驱动的特定阶段，由于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创新、应用基础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层面等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严重不足，以及发展机制和体制障碍，必然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理干预和扶持。

即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以及参照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这里也存在政府干预及扶持的内在逻辑和合理理由。因此，作为经济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政府干预和规划引导，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自身理论逻辑，比如解决外部性问题、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等，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理关系和功能边界，的确存在众多的认识扭曲和操作误区，不少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战略规划过程中，仍然依靠采取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简单方式。中国在遏制和消除各级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以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

最后，双边贸易体系对多边贸易体系。当前，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是捍卫和改进已有的多边贸易体系，还是抛弃已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抑或是按照“美国优先”的逻辑，打造符合美国利益与霸权的双边贸易体系？

很显然，无论从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按照全球范围，以及涵括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布局逻辑来展开，全球经济化所创造的贸易收益，以及所创造出的更为关键的各国经济发展空间和转型升级机会，就会极大地被收缩和挤压。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双边贸易体系未必能够给美国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也容易出于双边贸易谈判规则的复杂性、交叉性和冲突性，导致美国根本就无法承受如此复杂的不同国家间利益冲突和利益诉求的压力和风险，所达成的各种双边贸易协议也未必具有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格局日益凸显，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格局也日益凸显的复杂背景下，现有的世贸体系到底是优先满足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的发展利益，还是优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利益，抑或是二者兼顾，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利益冲突和矛盾的焦点，成为能否维持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