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不应成为天赋

个人主义的绝对化也是原教旨主义的表现。这种绝对化表现为把今天人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权利视为与生俱来，是“天赋人权”。因此，不仅谁也不能剥夺个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而且不管个人行为如何，人人都应该享受这些权利。然而，事实并非这样。正如马歇尔所分析的，权利的实现具有历史性，所有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上升时期自由主义力量斗争出来的。一旦把各种权利视为“天赋”，无论个人努力与否，都可以享有这些权利，就出现了“谁来创造这些权利”的问题。例如福利，尽管大部分人会赞同和支持人人有享受福利的权利，但谁来创造福利呢？如果人人具有分经济大饼的权利而没有人做大饼，这个社会如何可持续发展呢？

对外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始终表现为绝对化，西方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对的。因此，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这方面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表露无遗。二战之后，在和苏联阵营共产主义斗争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甚至在战争方面，西方也存在着“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在政治领域，二战以后，西方花费了巨量的人、财、物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多年来，学者和政策界基本上扮演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传教士”的角色。

西方扩张背后的理由很容易理解，但问题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西方把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了进步的动力。首先，把自己道德化，意味着什么都好，并且是最好的，因此很多人得了“自我麻痹症”。其次，西方忙于向外推销自己，指责他国，结果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忽视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即使一些人发现了问题，总认为是小问题，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纠错”机制。再次，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确在非西方国家找到了信徒，这些信徒对西方的“捧杀”使得西方更是得意洋洋。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快速进步。非西方国家受西方的压力，很快把西方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学了过去，获得发展和进步。在亚洲，早先表现在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冷战结束后表现在中国等经济体。等到西方反应过来时，这些经济体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西方竞争了。今天的西方，已经没有先前那种自我“优越感”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那样的新兴经济体的“恐惧感”。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实际上，今天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自由主义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回到近代那种现实主义精神，进行自我更新和转型。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并不难理解。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意图纠正正在衰落的西方自由主义。不过，特朗普所使用的“非一般”手段被普遍视为是反自由主义原则的。因此，特朗普执政以来和自由主义既得利益体制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能否挽救西方自由主义，当拭目以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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