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

郑永年专栏

今天人们看到西方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方面的，都和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就是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不过，今天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自由主义能否解决今天西方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极其分化的。西方自由主义力量努力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但在很多国家的很多领域，自由主义不仅没能解决西方问题，问题反而在恶化。

一些观察家开始把西方的问题和危机归咎于自由主义。这并非毫无道理。自近代到今天，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自由进步主义发展到自由“退步主义”。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造就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从历史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并非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人性的自然产物或历史的必然。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非常血腥和暴力的过程，不仅仅表现在西方各国内部，也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视为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先锋”，这并不为过。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可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早期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自由主义表现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不是保守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马基雅维利认为，“目标证明手段正确”；也就是说，君主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目标，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这种赤裸裸的“工具论”使得马基雅维利被标上臭名昭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过，君王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君王个人的，而是为整体国家和社会的大目标。这一点经常被痛恨马基雅维利的人所忽视。

霍布斯则更进一步论证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他的论点很简单：无论怎样的专制政权，总要比无政府状态好。对君王来说，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即“利维坦”，然后才可以有其他作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其他什么事情都谈不上。

事实上，如果没有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时代的西方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自由主义日后的发展。在霍布斯之后，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开始发展自由主义理论。洛克的理论尽管重要，但比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简单得多，顺利得多。洛克只不过是把英国当时已经开始的政治实践概念化和理论化，把英国实践“包装”成自由主义理论。

洛克之后，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西方自由主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构成西方进步的巨大动力。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把西方社会权利的发展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即18世纪拥有了市民权利（civil right），19世纪拥有了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20世纪拥有了社会权利（social right）。这里指的市民权利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即以商人和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和进步；19世纪则是普选权开始扩张的时代；而到了20世纪，福利社会开始发展，也就是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权利。马歇尔所说的政治权利在19世纪时仍然为少数人所享有，因为“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而标志社会进步的社会权利，也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是老百姓斗争出来的。但不管怎样，这些方面的进步就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

但是，今天西方社会的现状表明，自由主义原则出现了问题甚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资本力量过强，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变得不可接受，而“一人一票”的民主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基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会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