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贫困者尽快脱贫。在执行过程中，扶贫者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但很难脱离贫困的家庭或者个人并不感兴趣，而只对那些很快就可以脱离贫困、甚至并不是那么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感兴趣。

第四，扶贫繁琐的手续。在一般情况下，在中国社会，贫困并非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鉴定贫困则有做不完的手续。因为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即使是贫困户对此也不那么感兴趣。在基层，老百姓普遍相信，真正大的利益不会通过这种正常方式来分配。

所有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社会公平的实现。此外，精准扶贫也产生着新的问题。因为精准扶贫基本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就存在着一个分配给谁的问题。因为是通过分配方式进行，经常会导致村民“阶级”的再分化，产生新一类型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不同宗族之间、家族之间、村民群体之间。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这些传统的因素和新产生的因素都会卷入进来。这样很容易产生新的“认同”政治。在很多地方，社会对基层官员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精准扶贫”是一种新的政治，搞不好造成新的隔离和新的对立。

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会造成新的民族对立。新疆、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密集的地方，精准扶贫很难逃避民族矛盾。实际上，对民族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难理解，这些干部必须面临“照顾哪一个民族？”的问题。即使民族干部在分配扶贫资源上不偏不倚，做到尽量公正，但不同民族成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民族成员会问，为什么这个民族得到多而我们这个民族得到少？他们总是相信民族干部把大量的好处分给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而自己受到“歧视”。实际上，这种看法在基层很普遍。因为干群关系的紧张和互不信任，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和“上面”（指政府和政府官员）有关系，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就没有。

也必须注意到的是，精准扶贫很难覆盖到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即农民工。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比较有共识的估计是有2亿7000万。这个群体也很难说都是贫困人口，实际上他们因为外出务工，经济情况比留在农村的人口会好一些，因为有能力的人才出去打工。不过，也不能否认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沦落为城市新贫困人口。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在农村推行的精准扶贫不会考虑到他们；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推行的精准扶贫也不会考虑到他们。

今天，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在城市里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出生、长大和生活，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没有任何回到农村的意愿；即使回去了也做不了农活。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长期生活在城市，而没有城市户口。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群体甚至较之农村的贫困人口和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人口更为重要。一旦他们沦落为城市贫困人口，他们便有了很强的政治意义。

此外，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也需要改进。因为是国家动员型的反贫困运动，可持续性往往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考量。第一、基层干部考核问题。基层干部是实施精准扶贫的主力，为了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在很多地方，脱贫成为考核干部的最重要的指标。经常的情况是，在贫困现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干部就不能被提拔，不能换岗。这导致了至少两个合乎逻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