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巨大的压力为干部造假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机制。一些干部抱着“赶紧脱贫和赶紧走人”的态度，在扶贫方面造假。尽管现在也在实行扶贫的责任制，干部在提拔时上级部门可以回溯到他们以前的成绩，不过很多干部只看眼前的利益，而不会考虑长远的利益。其次，与之相关的是，干部往往采用“用尽现有所有资源”的办法来体现自己的政绩。因为要尽快脱贫，干部往往千方百计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而这种动员是否可持续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这样，他们往往把“债务”和问题留给后来者。

第二、干部任期过短，也造成短期行为，不利于扶贫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干部加速轮换，往往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被调离。一些干部赴任的时候，带去很多项目（往往通过政商关系，例如带去一些商人搞当地建设），但都还没有做完就被调离。这种因为频繁人事变动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是惊人的。

如果让他们在一个地方继续下去，他们的确也有做好的可能。因为是短期，一些干部就变得好大喜功，不讲市场规律，一会儿叫农民种植这种经济作物，一会儿叫农民种植那种经济作物，造成了农民和国家双方的损失。因为不讲市场规律，所生产产品往往卖不出去。由干部推动的农业生产项目全国到处开花，但并没有很多比较成功的例子，更多的例子是失败的。

扶贫的可持续性

对任何国家来说，扶贫都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因此扶贫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在基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担心，这样大规模的扶贫，尽管可以出现正面的短期效应，但在资源耗尽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源来继续扶贫，返贫情况会变得很严重。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国扶贫历史上都发生过。也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扶贫引发的基层政治有可能导致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弱化。

可以预见，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拍苍蝇”运动即基层反腐败运动的推展，基层扶贫干部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基层反腐败也是通过基层干部之间互相揭发和告发，或者号召民众来揭发和告发，基层干部之间的互相怨恨和民众对基层干部的怨恨，也必然会利用这次机会爆发出来。如果这样，一场“四清”式社会运动也是会爆发出来的。

精准扶贫需要很多条件，如果可以顺利实施，也会是一个扶贫历史上的奇迹。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扶贫”以选区为单位，选区议员的一项任务是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穷人）。新加坡没有实行西方那样的具有普世性的福利制度，因为从西方的经验看，普世性的福利制度往往导致滥用。但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后是有很多条件的，其中几个条件非常重要。

第一，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新加坡，80%多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组屋。第二，健全的财务制度，政府知晓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第三，透明的制度，在每一个选区内大家都互相了解。第四，不腐败的官员队伍。

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其城市国家的性质所致。相比之下，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制度尽管在发展，但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不过，随着技术条件的改进，中国也可以完善这些制度，只是需要很长时间。

实际上，中国也需要在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经验基础之上，考虑其他更符合国情和社情的方法。扶贫需要考量到很多的大发展趋势，包括政府责任、社会流动、基本人权的实现等等。简单地说，政府有责任促成所有其管辖下的居民（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固定人口）基本公民权的实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可能需要实行更具普惠性质的社会政策。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会政策的统筹级别。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统筹只是市一级，连省一级统筹都还没有实现，更不用说国家一级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有“市民”，而没有“公民”。发达国家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基本社会政策都是国家统筹的。中国的国家统筹不是不能实现，而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低级别的地方化统筹不可避免。

但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足够条件来提高统筹的级别。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逐步地从市一级提升到省一级，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统筹制度建设对扶贫所带来的效果，会远远超越8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扶贫方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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