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的启蒙运动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国没有经历过“人”的启蒙，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能够从人作为客体的人本主义，转型成为人作为主体的人本主义。尽管西方古希腊就开始重视人，但人的主体性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确立起来的。中国没有经过对人的启蒙，直接进入了欧洲那样的政治启蒙运动。

一般上人们把“五四运动”视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但“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政治启蒙运动，而非人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有很负面的后遗症，那就是人们轻易把事情过度政治化，包括对人的看法。

第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启蒙运动过于强调国家的权利，而忽视甚至漠视个人的权利。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国家所打败，国家主权面临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救国”成为首要的任务。对人民来说，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国家的主权也是人权的前提；没有国家主权，哪有个人的人权？但今天的问题在于，在国家获取了权利之后，人权如何获取呢？

第三，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延续了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方法来建设国家。阶级斗争往往把自己一方道德化，而把“敌对阶级”妖魔化。因此，阶级敌人成为了“非人”，因为是“非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之都是“正义的”。文革中革命阶级对“黑五类”就是这样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影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表现在对疑犯、囚犯、对双规干部等被视为是“坏人”的人方法上。

第四，新的“阶级”斗争基础的出现。经历了数十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变成了类似于其他很多社会的平常社会，资本毫无节制地贪婪，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富豪区、贫民窟等。同时，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为核心的社会政策还没有到位。在基本社会正义缺失的情况下，人权观念很难深入民间，更不用说是相信人权的存在了。

不过，从长历史来看，这并不是说中国发展不了基本人权概念。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西方在不同阶段都经历过，只不过是西方采用进步的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与中国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亚洲日本和“四小龙”，也都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型。这些社会并没有演变成西方式社会，但也是实现了基本人权。尤其是，这些经济体内，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能够实现基本人权，中国也是可以的。二战以来新儒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如果“人权”的发展仅仅聚焦于国家权力和财富（中国）或者政治权利（西方），不可避免会发生人的“异化”，就很难找到人的位置；相反，人只会是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如果那样，无论是政治人物、商人、知识分子，男人或者女人，都仍然不知道人权为何，仍然会找不到真正的人权。

如此说来，在重新强调现代化的今天，关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的起点，则是每一个人对他人权利的认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