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比较，人的处境问题在中国文化环境里的表现全然不同（有关西方人的处境问题，另文论述）。一方面，中国文化对人的重视是其他文化所不及的。

《礼记·礼运》大同章（简称礼运大同篇）表述得淋漓尽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大同思想数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一直延续到今天。近代以来，康有为曾借孔子之名撰写了《大同书》。孙中山先生把此作为其政治理念，说，“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毛泽东也说过，“《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无疑，“大同”理念是关乎人的，至少是关乎人的“处境”的。

再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隐含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孟子赋予老百姓“革命”的合法性；官方主体意识形态儒家也一直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传统社会数千年也的确不断发生这种“革命”，即改朝换代，“天命”从一个朝代转移到另一个朝代。

不过，且不说传统政治下普通人的“处境”，每次“革命”都是以牺牲大量的老百姓为代价的，或者说每次“革命”都是人的危机。实际上，如何逃避这种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人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属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窑洞对”了，毛泽东告诉黄炎培，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方法，即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传统上的中国人本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很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今天，这种不同也是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已经走出周期律”抱不确定态度的主要原因。不同在哪里呢？很简单，在西方，人是主体；在中国，人是客体。

尽管事实上，在西方，人也并不是永远是“主体”，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作为“主体”的人经常被其变化着的环境所异化，包括政治、资本等。不过，人成为主体的理想一直是存在着的，并且不同历史阶段，人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的。

与之比较，正如《大同书》所示，尽管中国文化强调改善人的处境，但人从来就没有成为主体。在传统中国，权力始终一贯是社会的本体和主体。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养民”的概念，即把老百姓作为治理客体来对待。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家基本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统治哲学，即从人的特性来理解有效的权力行使。儒家对“民”的关切，其核心也是皇权，即避免皇权被“民”所推翻，从而失去“天命”。

孟子赋予“民”“革命”的合法性，但从关切人到“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距离，儒家除了发展出了一些有助于统治和消解“民”起来“革命”的机制，例如科举考试和提供最低生存环境，并没有发展出能够“为民”的任何有效机制。很容易理解，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出任何类似西方的“人权”概念。直到今天，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模糊不清。

如果和西方、印度做一简单的比较，中国文化的特质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印度社会一直受种姓制度所困扰，种姓制度把印度社会分成四个主要等级，一个人出生在哪一个等级，无论做怎样的努力，都不会改变，并且是世代相传。欧洲社会从早期的宗教传统到近代的自然法传统，都强调人的平等性。尽管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从规范层面始终强调人的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