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

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居中。中国社会没有像欧洲社会那样的“人是平等”的假设，但也没有像印度那样世世代代不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欧洲人的“上帝”和“自然法”都是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他们可以说“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或者“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假设，而是通过社会观察到，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都是置于五个基本关系之中，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从社会阶层看，中国也有“士、农、工、商”四阶层的意识形态安排，也具有等级性。尽管承认社会的等级性，但中国文化认为，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流动的。

从哲学层面，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原罪”和“性恶”概念。传统儒家信仰的是“性善”，因此强调教育，并且是“有教无类”，而科举制度在实践层面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制度机制。

不过，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的这些制度安排并非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相反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让人尽义务和责任，最终目标是为了皇权的统治。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人的危机发生在需要“革命”或者“造反”的时候。印度的种姓制度，低种姓的“民”是没有“革命”的合法性的。如上所说，中国在“以民为本”到“民反”之间缺少一系列制度安排，等到“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直接“造反”。

人权的概念直到近代开始才逐渐引入，成为数代人的追求。但问题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是否真正意识到什么是人权呢？那么多年来，中国和西方在人权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的争论。但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人权方面的认识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双方所争论的焦点并非中国需要不需要人权，因为中国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权；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方面人权的实现的优先次序问题，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利，而西方强调的是政治权利。

这种争论不可避免，也会继续，因为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其实现人权的条件很不相同。不过，对中国来说，这种争论实际的意义并不大。那种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层面上的“人权”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些层面“人权”的实现是否表明人权的真正实现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现在讨论“人权”过多地注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过，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仅仅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总体社会关系中表达出来的关系，例如包括普通人对普通人、成年人对儿童、男人对女人、医生对病人、老师对学生、老板对下属、资本家对工人、上下级官员等等，而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只是总体社会关系的一个反映。

如果一个人不能把另一个人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具有身份（例如官员、商人、父亲、妻子、儿子等等）的人看，基本人权就无从谈起。一旦把人权和具体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就不是人权了。

无论从今天所发生的哪种社会现象来看，例如精英阶层的腐败、城市“低端劳动力”的被驱赶、层出不穷的虐童案、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被精神病”、中产阶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不确定性、资本的贪婪、社会毫无底线的分化、底层社会群体生存环境的恶劣等等，人们都可以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基本的人权概念，即对人作为一个生命所需要的最最基本的权利，例如正常活着、尊重、体面、荣誉等。

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权利的体现，最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或者政治制度水平，也难以保障人权的实现，或者说，难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或者说，如果每一个人不能把基本人权内化成为一个自觉的概念，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都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