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压”源于民众对外信息接触

对于朝鲜来说，美国军事打击的威胁可能构成最大的外部安全隐患，然而朝鲜问题的核心，主要在于其对内部政权稳定的担忧；而这种担忧的主要来源，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先军体制”和效率低下的经济运营机制，阻碍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

朝鲜的近邻中，日韩已经是发达国家，中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换言之，朝鲜是一个高度经济发达东亚中的一座枯岛。对朝鲜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自己的民众，有机会同周边邻国作生活质量上的比较。

正因为担心民众知道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差距，政府设法自我封闭；然而在日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封锁信息已经越来越困难。如何让朝鲜的精英层和民众能够有机会更多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从比较中了解到自身与世界发展的脱节，才能够最终促成其变化的强大动力。

首先，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对朝鲜政权构成最大心理压力。长期以来朝鲜国内的宣传让民众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而韩国生活着美国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压榨的地狱。但是，朝鲜在冷战时期经济上的稳定，以及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主体”思想，主要源于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对峙的特殊国际格局下，为了不让朝鲜倒向另一方，而在经济上对其提供援助，但这并不是朝鲜本身经济实力的体现。

冷战后，中苏关系正常化，朝鲜的经济外援急剧减少。上个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出现严重倒退，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然而同一时期，韩国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对朝鲜领导层构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来看，朝鲜最担心的是内部不满发生内乱，导致政权崩溃。

对此，朝鲜一方面利用发展核武器作为获得国际援助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也用核优势来向国内展示对韩国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朝鲜进一步加紧管制信息流入，防止民众知道南北经济差距而产生惊恐和憧憬。

第二，外部信息接触的增加有助于强化朝鲜政权精英层思变的心理。正因为周边邻国经济成就的心理压力，朝鲜在冷战后一方面尝试改革开放转型，有过好几次的经济改革，但都不成功，发展经济特区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2009年进行的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高层似乎已经认识到，不放松政治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将会危及政权本身，结果2010年之后提出了稳定和提高国民生活，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尽管2016年5月举行的七大上，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意味着迅速的市场经济化不可能，但并不是说进行渐进改革没有可能，关键还是在于政权中枢对于改革后的政治结果没有底。

另一方面，尽管看上去朝鲜极度反美，但本质上朝鲜在冷战后一直试图加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失去了政治经济的支援，核保护伞消失，韩国与中俄关系正常化，而朝鲜同日美关系没有正常化，朝鲜最后选择核武装来引起美国的重视。

第三，外部信息接触的增加，将让朝鲜政权对于经济成就更加敏感，让僵硬的意识形态松动。朝鲜政权在战后几十年来，推行对金氏家族忠诚那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教育，尽管已根深蒂固，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和崇拜，是建立在民族解放和经济发展上。换言之，对朝鲜领导人崇拜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实际成绩，而不是宗教教义。

如果朝鲜社会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外界信息，他们就会有理由怀疑，为什么自己的政府不能够同样让他们过上至少同周边国家一样的生活。虽然朝鲜有可能会通过宣传来告诫民众，他们的不幸是因为美国人的封锁、韩国的敌视，但这样的宣传比起韩国电视剧，中国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来，会显得很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