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韩咏红

中国媒体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周三下午突然对中共干部发出公开警示，提醒大家不要罔顾社会反应追求极限“政治正确”。虽然语焉不详，但许多人都看懂了。

他写到：我想提醒各地的一些干部们，民主、自由这些词汇都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内容……如果有谁觉得核心价值观里的某个词刺眼，有必要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回避，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他们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他还直接告诫他们“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极限的‘政治正确’，而引起群众反感，侵蚀社会信心，提到应“防止一些粗糙的意识形态工作”。

网民对他的意有所指的批评心领神会，在微博上给了他9000多个赞和约3000转发，港台媒体也纷纷报道。大家都注意到，就在此前一天，中国教育部官网公布核准数所大学修改章程，其中上海复旦大学章程新增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相关的大量内容；而原章程里的“思想自由”四个字没有了。

有关消息瞬间引爆舆论关注，在复旦校友的朋友圈里更是刷屏。胡锡进质疑干部觉得某个词刺眼，指的显然就是“自由”。

这里必须补充一句，笔者阅读过修改后的复旦大学章程，证实虽然“思想自由”四个字没了，但原章程里“学校尊重和保护学术自由”还保留着。因此较完整的理解，当局的意思或许可归纳为：复旦大学尊重与保护学术自由，但是思想必须统一。

复旦大学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则是这样解释：修订章程是“体现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突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将“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了党章，这已经被确立为中共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现实，纵然如此，“领导”作用能如何更好体现，仍有可探索讨论的空间，而今百年名校复旦大学章程将“思想自由”一笔删去，就让许多人心头一惊，尤其在甘肃镇原县级图书馆刚发生过“烧书”——所谓“现代版焚书坑儒”事件之后。

甘肃省镇原县政府10月下旬清查销毁了65册“涉倾向性”书籍，还堂而皇之在官网公示烧书的照片，强调“焚烧活动由镇原县文旅局分管领导亲自到馆督查”，相关新闻与图片本月初在国内炸开锅。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称调查后发现那65本是盗版非法出版物，又承诺对烧书不当行为进行追责。

上述解释相当勉强，但它至少证实了一个重要信息：焚烧“涉倾向性书籍”并非上层下达的全国统一指令。反之，这个动作源于有基层官员为揣测上意，彰显政治忠诚，才自作主张“烧书示众”，结果不但引发众怒，在政治上也踢了铁板。

“甘肃烧书”事件后，大学修改章程紧接着登场，除了引起强烈关注外，两者其实都未必有很大实质影响或绝对必要性。既然如此，相关人员仍来此一举，可见这些行动都是社会普遍左转风气下的衍生品，而中国原本就不多的宽松空间则更为缩小。中国正对应美国贸易战与制度竞赛压力，要坚持原则又预防矫枉过正，还不扼杀自由空间，个中拿捏实属不易，但也不能不拿捏，不能不同时坚持容许宽松空间存在，因为失衡的后果严重。

胡锡进18日下午其实连发了两则微博。他在后一条微博里自称，《环球时报》一直站在与西方反华及不友好势力作斗争的一线，也经常与国内的“自由派”或所谓“右派”激辩；同时他也不断提醒团队与自己：千万不要因为斗争、辩论而把自己逼向相反的极端，即所谓“左”了。他赞许国家这方面做得就很好，主张“大家都要学习中央的这种战略定力”“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各地要特别防止受到干扰而出现政策的偏颇”。

这话十分恳切，也比前一个微博更重要——他提醒各方不要在斗争中偏离了原来的立场而走极端。不过，有个现实也值得一直奋勇与右派激辩的胡总思考：这些年来，随着自由派的声音被全面压制，没有了光谱另一端的声音来维持某种平衡，中国的舆论左倾成为惯性，那么最终的走向极端，是不是更可能从一种可能性变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