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守良不“守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文章称，高守良为一己私利，他将数亿资产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借给连年亏损的公司；为独揽大权，他经常说，“我说的话，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为对抗调查，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

2018年8月，高守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北京市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3月，高守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审查调查人员，高守良泣不成声。

然而，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却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十八大后的高压反腐没能让高守良“收手”，反而变本加厉，还让自己的女儿去收取现金。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17年冬的一个晚上，北京航天桥的一个公交车站旁，一名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帽檐低垂的女子，正紧张地留意着驶过身旁的一辆辆汽车。

不久，路边停下一辆车，两名男子从车上下来，开始用手机拨电话。随即，这名女子的手机响了起来。双方核对手机号后，确认身份无误，两名男子从后备厢取出3个行李箱，交给了这名女子。

整整1000万元现金，在夜色下完成交接。收钱的女子姓高，高守良的大女儿。

正是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她成了那个冬日夜晚丑陋交易的操盘手。

8月2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中提到，高守良在忏悔书中这样说：“爸爸后悔的更大的错是让你帮助我犯罪，真是天大的糊涂，我怎么能让我最爱的亲生闺女做这种事呢！”这1000万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产项目中获利的一小部分。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中路，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

在项目筹划阶段，高守良就向中间人林某提出，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利5000万元：“这个事，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急于得到项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唐某马上答应了高守良的要求。

很快，市供销合作总社与该公司达成开发意向。但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前，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给他第一笔钱——1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必须是现金。

钱不到，协议便不签。

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一幕。在收到第一笔钱之后，高守良又要求对方以转账的方式，将3000万元人民币转到由他实际控制的某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高守良将他对金钱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尽致。”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时，已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可他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那笔3000万元的转账就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

“高守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作案手法隐蔽，犯罪情节恶劣，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这些都说明高守良贪婪成性，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王向明告诉记者，在真金白银面前，高守良无所不用其极，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经调查，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

“我内心深处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高守良这样剖析自己堕落深渊的原因，“事事想回报，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处、占点便宜，他们也没吃亏，自己很心安理得。”

2017年底，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无法平静了，开始精心构筑攻守同盟。他不仅对女儿和妻子详加叮嘱，还把留在手上的证据材料交给女儿销毁，甚至切断了父女之间的正常联系。

“他说，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高守良的大女儿坦言。

这只是第一步。为了应对调查，高守良绞尽了脑汁。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还和涉案人员模拟调查现场，反复演练。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高守良的腐败路径一点点地清晰起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无论你手段多么高超，无论你做得多么隐蔽，小伎俩都是不能跟强大的组织对抗的。”高守良表示。

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