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期间，不少香港人除了去亲戚家拜年，也会和相熟的朋友聚餐。我上个周末就约了数名好友到酒楼喝茶。

同桌的朋友，既有大学老师，也有做媒体的资深记者。大家闲聊间，都慨叹这几年越来越难找到适合的时事评论员做访问，这已经成为传媒行业采访的一大挑战。

一名朋友说：“谈论香港时政的有水平学者来来去去只有几个人，当中以Ｘ教授最受记者欢迎。万一Ｘ教授金盆洗手，估计多达一半的政治新闻记者会相当头痛。”大家听了都不由莞尔。

研究香港问题的中国大陆学者一向不喜欢公开发表意见。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力强的人往往选择从商或者进入金融行业，从事本地政治研究工作的人并不多。近年香港政治环境剧变，愿意继续研究或者公开点评时事的香港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位朋友说的情况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据港媒日前报道，中共中央前年要求全党增加调查研究，国务院港澳办同年升格为中央直属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作为港澳办的御用智库，也提出成立八个研究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青年、涉外事务、舆论研究等多个范畴。

据了解，八个研究部最近已经成立，除了应对港澳办升格后内设八个局的工作，也会直接向中央港澳办报告，加强相关调研工作，以及协助制定中央的港澳政策。某种程度而言，这意味着中国的香港研究领域踏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得香港九七年回归初期，大陆强调河水不犯井水，只有少数学者继续研究香港问题。2003年发生七一大游行，北京猛然发现香港已成为中外政治博弈的前沿阵地，于是加强香港问题研究。

同年12月，由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朱育诚担任所长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宣布成立，主力对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研究。

除了成立港澳研究所，中国大陆多所大学当年也纷纷成立港澳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以及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等等。一时间，中国的香港政策研究突然成为显学，发展蓬勃。

然而，香港和中国大陆毕竟分隔太久，不少大陆高等院校和学者不熟悉香港情况，研究成果住往流于表面。2008年过后，陆港民间矛盾不断升温，反映这些研究机构未能准确研判香港局势。

2014年初，在港澳办的推动下，港澳办前副主任陈佐洱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民间智库“全国港澳研究会”，致力网罗大陆和港澳建制派学者，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港澳事务研究机构，为中央政府的香港事务决策提供具有调研基础的决策参考。

当年刚好是香港讨论政改的敏感时期，一些人推测全国港澳研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和普选方案有关。不过后来回首一看，研究会更大的角色是要抗衡香港学术界中的反对派阵营。

原来，香港民主派长期占据高等院校，在多年的民意争夺战中经常以学者身份影响社会舆情；相比之下，建制派在学术界的力量薄弱，很难影响舆论走向。全国港澳研究会之所以成立，主要是希望在这片长期失陷的阵地补白。

时至今日，中国港澳研究会已经迈入11年，目前有35家单位会员，个人会员764人，当中包括大陆会员469人、香港会员220人、澳门会员75人。

但香港2019年爆发修例风暴，显示在香港民主派的舆论攻势下，全国港澳研究会仍然反击乏力。而且，该会在港澳研究方面虽然渐有成绩，大陆学界的“知港派”学者也逐渐增加，但依然欠缺真正了解港澳问题的学者，以致当年未发现修例风波背后的香港深层次社会问题。

如今港澳研究会正式成立八个小组，对接港澳办八个局，令外界对中国政府的香港研究有了新的期盼。有分析就指出，日后研究会可以和港澳办加强调研，基于研究基础就港澳事务制定更科学的政策。

但客观而言，近年香港问题研究面临着不少难题。随着香港时局表面上逐渐平稳，香港研究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甚至是陷入低谷，香港多个智库如前特首曾荫权年代的智经研究中心，以及商人刘鸣炜创立的MWYO青年办公室，早前更已先后停办。

至于中国大陆，近些年台海两岸交锋日益激烈，使得台湾研究成为大陆各大专院校的新“显学”，相关研究所纷纷成立，对香港的关注热潮不再。虽然北京官方仍然重视香港，乐意增加研究资源，可是在市场化的规律下，香港研究领域能否再掀起新热潮呢？恐怕要打一个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