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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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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十九岁的我》以导演张婉婷的母校英华女学校为拍摄背景，追踪六位性格及家境各异的千禧世代女生，在2011年至2021年的成长故事。影片屡次入选影展还获奖，但因有多名片中女生控诉遭不公对待而停映。

香港著名导演张婉婷历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在2022年杀青后屡次入选影展还获奖，但本月初公映后因有多名片中女学生控诉遭不公对待而停映。事件除了反映香港对于保障未成年人隐私的认知不足，也在社会上再次掀起蓝黄阵营对骂。

《给十九岁的我》以著名导演张婉婷的母校英华女学校为拍摄背景，主要是追踪该校六位性格及家境各异的千禧世代女生，在2011年至2021年的成长故事。

张婉婷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制作团队最初邀请了30多名中一女生试镜，最后选出六名主角。影片素材共30万小时，团队一共花了三年时间剪辑逾六个版本，辑成现在136分钟的电影版。

《给十九岁的我》去年下半年举行多场包场放映及慈善观映，大获外界好评和推荐，优先场票房收入达逾700万港元（119万新元）。上个月，该部纪录片更取得第29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奖。

不过，参与拍摄的女主角之一王卓聆在《给十九岁的我》本月2日公开放映的几天后，突然在港媒发表万字文章，声言拍摄过程中屡次拒拍不果、拍摄中有偷拍成分、自己没签过同意书、从来不同意作公映。

另一位女生主角佘丽薇也对媒体称，自己一直不希望电影公映，惟经考虑后最终妥协，签订公映的同意书。

两名片中女生控诉的文章曝光后，香港舆论哗然，攻击张婉婷的负面言论在网络上排山倒海涌现。张婉婷最终宣布于2月6日停映《给十九岁的我》。同日，她在电台节目中向事主致歉，并承认未经王卓聆本人同意就公映。

张婉婷解释，2011年开拍前学生家长已签署同意书，直到校内公映后，王卓聆提出对公映有保留，可接受包场与参加电影节。在随后的放映活动中，王卓聆的家人曾到场观影，家人称她的心情已平复，她因此认为王卓聆已解开心结，于是在她没有签署第二份同意书下决定公映。

随着《给十九岁的我》停映，连日来围绕该片的争议逐渐缓和。不过，事件也让港人反思与人物相关的纪录片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应如何处理，并且在社会上掀起蓝黄阵营对骂，甚至有人质疑事件背后有政治操作。

被视为亲民主派导演跻身港府推广委员会成员

张婉婷与男友罗启锐一直坚持拍摄具有香港本土情怀和文艺气质浓厚的电影。张婉婷担任香港电影导演会会长期间，该会曾在2019年发表声明，表示对当年7月21日元朗发生的暴力袭击极度愤怒，并促请港府立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张婉婷也被视为亲民主派的导演。

然而，港府在今年1月27日宣布成立“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成员名单当中包括张婉婷。许多民主派支持者顿生反感，纷纷在网上呼吁杯葛张婉婷的《给十九岁的我》。

亲北京的港媒《大公报》2月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评论文章认为，一切清晰不过，所有不合情理都变得合情合理了。只要跟政府沾上边，可能立即会被围攻，随时损失惨重，“谁说反对力量已瓦解？一部纪录片的落幕，已让大家见识到反政府的暗黑力量大到什么程度。”

不过，香港民主派阵营并非一面倒地批评张婉婷。部分文化和演艺界人士如陶杰和黄秋生，日前纷纷发声力挺张婉婷，指事件的责任不在她，女生要怪就要怪当日签同意书的父母。

香港导演张坚庭表示认识张婉婷40多年，认为她是个天真的人，“罗启锐未走（注：去年逝世）时，生活上的决定都由丈夫说了算，也只有她这种性格才会用10年时间为学校拍纪录片。”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陈晓锋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张婉婷和校方的处理手法确实存在一定瑕疵，比如有女生主角表示“被误导下签署同意书”。但从总体上看，该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还是按照香港法律进行。

拍摄过程虽按法律进行但社会氛围仍脆弱须谨慎

陈晓锋也认为，从情理上来说，《给十九岁的我》引起相关方面的不满或不适，以致从一票难求到受社会争议而停映，这是导演和制作组须要深入反思的。

他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总体趋势向好，社会也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该起事件也反映出社会氛围仍然比较脆弱，容易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而打开破口，从而加剧撕裂，“有关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从小事做起、做基层做起，久久为功，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