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重在刀口向内

与以往历次“严打”不同的是，这次“扫黑除恶”重在刀口向内，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拍蝇”行动相互配合，清理一批涉黑涉腐地方官员，整顿或重建基层组织，让乡村民众感受到扶贫以及土地改革的红利，进而改善中共在基层民众中的形象。

另外，中国城市治安近些年虽然明显好转，但不等于城市中的黑恶势力基本消除，而是黑恶势力的组织形态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组织公司化，头目幕后化，马仔市场化。黑恶势力在城市中公开行凶打砸的行为已大幅减少，更多是通过“软暴力”手段攫取利益。

同时，黑恶势力渗透的重点领域也发生变化，从过去的采砂、建筑等行业，转为向物流、交通，以及金融、放贷等领域渗透。比如近些年兴起的贷款公司、“校园贷”等，有的也由黑恶势力操控。

黑恶势力在组织和行为模式上的“转型升级”增加了其行为的隐蔽性，也更利于涉黑组织与权力勾连。新华社近日发表文章称，黑恶势力往往通过拉帮结派、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而一些官员为得到好处，充当其“保护伞”，甚至通风报信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使黑恶势力有恃无恐。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打黑除恶影响当地形象和投资环境，影响个人政绩和仕途，不同程度存在不愿打、不敢打、不真打、不深打等问题，助长了黑恶势力嚣张气焰。

对此，中共在“扫黑”通知中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对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但是，1983年以来历次“严打”的经验也显示，运动式的“专项斗争”或能收到一时之效，却很难建立长久之功。铲除黑恶势力的土壤，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建立以法治而非人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当然不是短期可以达成的目标，但必须是国家前进的方向。

同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不能逾越法律法规的边界，否则必然会侵犯人权，制造冤案。这在历次“严打”，以及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导的“打黑”中，都有过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