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刘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由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突然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矛头直指黑恶势力的官方‘保护伞’，目的显然是要借助‘扫黑除恶’在基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而改变基层政治生态，打通中南海政令通向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为三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扫清障碍。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24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简称《通知》），标志着2006年以来由中央政法委主导的“打黑除恶”，已经升格为最高决策机构领导的“扫黑除恶”，参与“扫黑除恶”的部门也从以前的10多个猛增到近30个。

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将“扫黑除恶”的意义，上升到“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通知》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

1983年开始“严打”

1983年8月，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混乱的社会治安状况，官方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三年多的“严打”。当时，官方并不承认中国有黑社会，而是将有组织犯罪统称为“犯罪团伙”。1983年开始的“严打”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177.2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此后，官方根据社会治安状况，分别在1996年、2001年、2004年，2006年、2010年发起过“严打”行动。进入新世纪后，官方公开提出“打黑除恶”口号，变相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也有黑社会。

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国的治安状况整体上在趋向好转。去年9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透露，2016年，中国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0.62起，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之一。《人民日报》也称“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治安并未明显恶化的背景下，中共为何高调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将其上升到政权巩固和“四个伟大”的国家战略高度？这与近些年来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黑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黑恶势力对政权和关键经济领域的渗透密切相关。

黑恶势力在中国从未消除

尽管官方多年来没少“严打”，黑恶势力在中国却从未消除。一些有经济头脑的“黑老大”反而利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混乱，成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腰包鼓起来之后，自然不再打打杀杀，而以西装革履的成功商人身份，进入各级政协、人大，成为许多领导的“朋友哥们”，与权力人物玩起钱权交易或权黑交易。

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是这批“黑老大”中最成功的一个。刘汉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其资产高达400多亿元人民币（80多亿新元），原因就是他傍上了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刘汉帮助周永康的儿子发大财，周永康则给刘汉政治庇护，甚至帮刘汉剪除黑社会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