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

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用好全面管治权，中央和特区形成良性互动，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全面管治权必须得到香港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根据阎小骏的观察，香港社会运动的不断激化和“港独”势力的泛起，对香港特区的管治形成新的干扰，这种干扰“对两地之间的政治互信杀伤力非常大”——

比如，有些境内外势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故意混淆、曲解“一国两制”的初心，对全面管治权横挑鼻子竖挑眼，发出“香港只有一国、没有两制”之类的奇谈怪论，臆度中央收紧高度自治权，甚至“全面接管”云云。再加上香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竞争、收入分配不均、住房置业困难等带来的社会分化，很容易转为对政府和相关政策的不满。这些，对港澳尤其是香港建立足够的政治认同，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从构建认同到知行合一，都需要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智慧。用这位学者的话说，“一个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离散多年的现代都市，要重新整合进政治主体的制度体系和宪法秩序，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这本身恐怕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和艰深的政治难题之一”。

面对挑战破解难题，就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牢牢牵住“全面管治权”这个牛鼻子。在岛叔看来，这也是中领导人特意点明“全面管治权”的内在原因。过去我们谈“高度自治权”多，谈“全面管治权”少；如今，在舆论引导和思想意识上，这个纠偏则是必须首先完成的。（文／东鲁虬髯客 文源/侠客岛）

参考文献：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

如果说罗大佑一曲《皇后大道东》，唱出了部分港人回归前的犹豫与彷徨，那么回归后，香港社会有些人思想却翻转180°，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知存在“过高想象”，也就是对高度自治权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有香港本地人士语带反讽地撰文说，以为回归就是“换一换国旗区徽，改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已，这些已充分表达了“我们那份澎湃的爱国情操”，恕难做得更多了。

这种“回归”认知多肤浅虚伪呢？我们不妨再回溯一下历史——

1984年，邓小平这样说：“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时，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对照现实，“初心”仍具启示意义。最近多次出现的香港球迷嘘国歌事件，便是对其反讽的极度反讽。而有人在抗议中展示港英时期的殖民地旗帜，打出“鸦片战争万岁”和“南京条约万岁”的标语，对中央和内地民众的刺激伤害，更是难以估量。

事实上，经历2003年的国家安全立法争议、2010年的政改争议和2012年的国民教育课争议后，2014年的全面管治权论述，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背景。如果抱着刻舟求剑的思维看“一国两制”，恐怕行不通。香港社会要寻求进一步生存、发展和自治的空间，首先就必须坦然接受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现实。

别忘了，港澳虽没有实行人代会制，也没有搞“三权分立”或联邦制，但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特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