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界朋友在聚餐时，分享了一个在地见闻，据说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话说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一家小民营企业的前台，某天突然出现了两名自称来自内陆某省某市的公安，要求见老板。接待人员机警地留了份心，打电话汇报后听总裁说他人在外地，就叫总裁别回来了，改由首席财务官上阵，迎战两名不速之客。

三人安排好见面后，这两名“公安”（此处姑且相信他们的确是公安而不是诈骗贩子或黑社会）也不多废话，开门见山地拿出了一整叠文件，每份文件顶端都印有他们所属公安局的名字，落款签名与盖章也完备，就差没内容。两人说，这样的空白文件他们带了100份出来，每一份值10万至20万元（人民币，2万至4万新元），他们这趟出省可谓身负重任：“我们那里公安弟兄们的年终奖金就靠我俩了。”

朋友的故事说到这儿，在座各位都听明白了，他说的正是让民企业主闻之丧胆的“远洋捕捞”执法，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和发改委1月以来也连续发文件制止。这方面的报道都已不少，但听到真实案例中赤裸裸的流氓语言与姿态，还是让人震惊。

朋友说，两名公安声称，他们能找上门来也不是全无凭据，这家民企有产品卖到他们所属的市，遭消费者投诉。但朋友认为，在条例不明确的中国环境下经商，几乎哪家企业都能被找出点问题，尤其税务、消防就是两大雷区。而今中央政府一直强调重振经济需要信心，但异地执法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民企都可能被“捕捞”，大家能有信心吗？

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上，“远洋捕捞”指的已不是渔民到外大洋区作业，而是公安部门违法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企和个人财产，说白了就是找借口把民企抓了，勒索出钱财来。法律人称之为“异地逐利性执法”，有报道说，广东一家准备上市的企业在遭河南公安大阵仗“捕捞”后，一蹶不振。

这个概念至少在去年3月就已见于中国财经媒体，但情况怕是没有改善，到8月以后更引起广泛关注。相对富庶的广东、浙江，都是“远洋捕捞”重灾区，当地政府也视之为外省对自身财富的掠夺，也最愿意曝光这类案例。一份被媒体引述多次的《广东省情内参》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去年4月专门就异地逐利性执法问题写了一篇内参，其中写到“近年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朴朴、壹健康、九浚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大部分案件存在较明显的逐利性执法动机。”

去年9月，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在杭州举办“远洋捕捞”现象研讨会，集合了20多位来自经济界、法律界、新闻界、企业界的学者专家研讨，疾呼要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2024年共有82家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企业的高管被拘留，其中约半数是在异地或不知名的地点被拘，换言之是遭到异地执法。而经济条件较差地区公安到富裕省份“捕捞”的行为，也成了这些省份的角力点。据说，有发达地区城市给民企安排求助热线电话，告诉他们如有外地公安来滋扰，直接拨热线求助。

其实，中国公安、交警或其他行政部门在年关展开运动式执法，通过罚款或增加收费来给本部门“创收”的做法在中国早已行之有年，“远洋捕捞”也不是全新的现象，只不过过去较为克制，经中央整顿后也有所收敛。学者分析，当前“远洋捕捞”明目张胆，问题的根子在于疫情后各地财政紧张，又遇到经济低迷、房地产陷入低谷，各地方政府的日子都不好过，而之所以要到“远洋捕捞”，说明的是“近洋”没鱼了。

然而，经济不好根本不应该成为“违法执法”的理由。“远洋捕捞”所暴露的深层隐忧，不仅在于它反映的经济现状，或是它对中国营商环境、民企信心造成的冲击，而是它暴露出在经济低迷的现实下，上层对下层权力部门管束力出现松动，甚至是中央上层权威的弱化。以中国的情况而言，要解决地方公安趋利性执法的顽疾，方法有很多，比如将罚没收入归于中央财政，让地方政府与地方办案机关无利可图，就不会再有“远洋捕捞”的动力。中国高层严厉整治“远洋捕捞”刻不容缓，否则，一些下层权力机关既没有理想信念，又不受上层管束与国家法律约束，只在乎追逐“我们的年终奖金”，这才是更须要重视的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