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中煤建设集团(简称中煤集团)在南昌设有一个“一带一路”特色商品体验中心。这个名为“万国汇”的展厅,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包括智利红酒、哈萨克斯坦骆驼奶粉、泰国茉莉香米、埃塞俄比亚咖啡等。
中煤集团是一家专注于能源和基础建设的中国中央企业,过去10年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参与多项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建设,但随着近几年参建海外项目数量持续下滑,集团开始拓展到基建以外的领域,包括在2019年进军食品贸易。
中煤国际总经理秦俭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介绍,万国汇旨在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好东西”引进中国,集团利用海外机构分布广泛,以及国内外市场不同的优势促进贸易,实现业务多元化。
中煤国际是中煤集团的分公司,负责集团在海外的业务。秦俭说:“贸易目前占集团总收入约10%。总量在疫情后增长,但很缓慢。”
一带一路是中国2013年提出的经济合作倡议,通过项目融资、政府间优惠贷款等方式带动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全球经济在疫后复苏乏力,加上美联储大幅加息使融资成本高涨,不少国家债务压力陡增。
中国经济在疫后也面临内生动力不足、财政收入下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内忧外患。
秦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内外环境的改变对中煤集团造成生存压力。他说,公司海外项目目前占公司业务约20%,低于2019年的约30%。
“这多少还是受疫情影响,还有全球经济放缓的缘故。就像我们合作的几个国家,他们在财政上遇到困难,已经没有能力雇用我们来建造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去年迈入10周年之际,中国官方提出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项目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
有分析指出,这意味着该倡议出现战略调整,中国或不再对境外基建项目大撒钱,避免再被西方指责制造债务陷阱。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长洪耀南受访时指出,中煤集团业务多元化体现了一带一路战略从单纯的基建输出,到推动经济“外循环”的一部分。
他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冲击,中国希望能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让产能过剩“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及太阳能)工业产能能够走出去。
其中,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和中国相近,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比较高,是很多中国企业较青睐的市场。
中国与亚细安的双边贸易过去几年持续强劲增长,双方在2023年连续四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由于中国向亚细安出口的更多是高附加值产品,从亚细安进口的则是价值较低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双方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洪耀南指出,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希望与中国实现平等贸易,但中国在电子、加工产品有强大的产业优势,要缩小贸易逆差并不容易。
亚细安是中国最大农产品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多个亚细安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
他说:“像特色食品这类的农业产品是东南亚仍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中国进口更多这类食品可被视为向东南亚出口更多产品铺路,缓解他们对华贸易逆差的情绪。”
中国外交部今年5月中旬邀请了10多家国内外媒体到江西省采访,了解当地产业的发展。采访团除了参访中煤集团万国汇,还到了当地车企江铃集团旗下的新能源车生产基地进行参观。
成立于2015年的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是江西省国资委出资监管的企业之一。公司目前在市面上有四款电动车车型,包括价格从约5万元起(人民币,9300新元)的微型车EV3。
过去三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卖得热火朝天,但江铃的销售并不算理想。根据江铃汽车2023年年报,公司去年的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只有4671辆,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没有太多存在感。
年报显示,江铃新能源汽车2023年规划的16万辆新能源车产能中,公司只实现了5366辆的生产。
江铃新能源公司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聂小勇受访时指出,公司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制造,预计今年的产量可达到3万辆。但他不讳言,即便如此,公司仍将处于亏损状态,而公司每年要实现至少10万辆产销才能盈利。
他说:“现在整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我们都还在求存的阶段。新能源车是未来的大趋势,我们虽然在亏钱,但通过不断研究和新技术革新,可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在推动行业发展尤其重要。”
聂小勇介绍,公司目前在人工智能和智能驾驶的技术在全中国属于领先地位,旗下生产的“颐驰06”,是公司与百度“萝卜快跑”(Apollo)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出产的第六代无人驾驶车。
聂小勇指出,公司近年来也不断加强与全球经销商合作,探索进入新市场,为它们推出定制版新能源汽车。
他说:“海外营销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产品已经出口到东南亚、南美洲、欧洲地区的30多个国家,今年的计划出口量预计将达到3000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研究员陈刚受访时指出,一带一路为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众多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了机遇,许多中国企业面临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都开始把销售和产业链转向海外。
陈刚研判,产业转移将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互利的未来方向。随着中国生产成本持续上升,越来越多企业会把部分产业链上游转移到海外,并通过贸易把零部件运输回中国进行最终组装。
他说:“伙伴国家可以从中提高技术和就业水平,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可以享受东南亚国家在开放政策、人口红利等方面的相对优势,缩小与它们之间的贸易逆差。”
但他也说,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出海,一些长期在中国比较特殊的环境下生长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在出海时遇到问题。“它们现在很多还在摸索阶段,问题没有那么明显,但长期下来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