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者周其仁最近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热议人物。上周四（5月23日），中国官方在济南召开了一场企业和专家学者座谈会，这位被视为市场派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者，是座谈会的座上宾之一。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官方在会上强调，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他也透露下阶段改革的一些方向，例如要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等。

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官方只亲自主持过三次同类座谈会。第一次是2018年11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当时民企经营困难，“民营经济离场论”“私有经济消灭论”等在舆论场上泛起，中国官方在会议上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企“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第二次是2020年7月的企业家座谈会，当时中国面对冠病疫情，全球供应链受阻，中国官方在会上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那次会议也为“十四五”规划收集了意见。

上周四的座谈会，是中国官方时隔四年再次主持召开这类会议，这也是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高层最重要的一场意见和建议收集会。

座谈会上有九名来自国企、民企、外资和学界的代表发言。近年来退出公众视野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排在发言经济学家的第一位，谈到的是“增强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

周其仁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深受民间推崇。他本人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

在黑龙江支边的周其仁1978年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代初，他跟随“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深度参与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他也是参加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年轻学者。周其仁1991年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毕业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

周其仁在谈到改革时曾说，他很欣赏这样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他也在一篇题为《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论文中，展现出鲜明的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认为邓小平做得最对的事包括坚持产权界定，把企业家请回中国，让“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等。

周其仁上周参加座谈会的消息传开后，有自媒体翻出周其仁过往的核心观点，认为改革色彩浓厚的周其仁被选中在三中全会前这场重要会议上发言，体现出官方认为周其仁的经济主张有可取之处，风向要变了。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听取企业界和学界对改革的意见，官方相信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吸纳各派主张，如果以此认定个别经济学者对决策层有决定性影响，确实是想多了。

但说到底，舆论为周其仁的亮相兴奋不已，是因为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大家都在寻找蛛丝马迹，捕捉风向。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对改革的迫切渴望，希望高层能在三中全会中，推出掷地有声的方案，重新建立信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并非没有进展，但过去几年，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是趋紧的，尤其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十多年前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之间，民间感受更深的是后者，也就是“有形之手”在好些政策上发挥的主导作用。

这包括官方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互联网行业的整治，在“双减”中对教培的整顿，为去杠杆对房地产企业祭出几乎切断资金链的“三道红线”等等。疫情那几年，官方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采取“清零”政策，虽然防止了初期疫情大规模扩散造成的生命损失，但持续高压的防疫，加上后期豪赌式的闯关，都让民间感受到行政力量的巨大与难以抗拒，以及作为个体的无助。这些年积累下来，很多疑虑需要去消除，很多伤痕需要去抚平。

眼下中国经济正处在深度转型中，虽然最近有一些微弱的向好迹象，但仍需要注入更多动力。三中全会是官方必须抓住的机会，如果再不拿出让外界信服、能够注入信心的方案，往后要挽回颓势的难度会越来大，代价也会越来越高。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摘的“低垂果实”会越来越少，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但正如周其仁所说，改革本来就难，但拖延改革，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