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本科、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张舒婷，过去几个月投了几百份简历，仍未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今年5月下旬，她从香港回到广东东莞家里，做起“全职女儿”。

投出的几百份简历，只为24岁的张舒婷带来三个面试机会。其中一家投资银行在几轮面试后向她发出录用通知，但后来因公司冻结招聘，最终取消了录用。

为了找工作，张舒婷动用各种人脉，请同学朋友内部推荐，还联系到以前实习公司的上司，穷尽各种方法，但都没有下文。

连续三个月“被迫家里蹲”，让法学专业毕业的张舒婷不得不一再下调求职预期。她说：“只要他们愿意给我机会，我都可以去试一下。”

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企业招聘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就业压力从一般的院校，渐渐传导至处于就业金字塔顶端的“985”“211”。“985”和“211”是中国教育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重点建设39所和115所名牌大学，但许多像张舒婷一样的名校生也面临找工作困境。

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今年首六个月逐月攀升，6月达到21.3%，是官方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本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这引起舆论猜测，7月的青年失业数字可能更糟。

中国青年“就业难”还呈现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高学历失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宏观金融分析》报告，2021年城镇青年失业人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42%以上。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明年才毕业的一名“985”高校管理与工程硕士生王灵素（化名），现在已开始第一轮简历“海投”。

王灵素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不论是学院和班里有几百人的就业群，还是社团群、宿舍群、学长学姐群，甚至连交换物品的闲置群，她都舍不得退，“就怕错过求职信息”。

王灵素说，身边优秀的人太多，好的就业机会又有限，因此只能不停地“卷”。她深知，学历只是敲门砖，“大家其实都在一个池子里游，就看谁能上岸了”。

名校生掀起“考公”热

就业市场僧多粥少，考公务员成为很多名校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的首选。

与王灵素专业同级的五六百人中，一半都有意向考公务员。张舒婷也告诉《联合早报》记者，她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中，除了不到三分之一进入律师事务所，很大一部分都在考公务员。

为了争取公务员的“铁饭碗”，张舒婷的许多同学都是“全国巡考”，从北京、上海考到广东、浙江等薪资福利更好的地区。她自己也参加了家乡广东省的公务员考试。

中国公务员考试网数据显示，2023国家考试公务员报名人数突破250万人，同比增长54万余人，创历史新高。今年的招录人数虽然比去年的3万1242人增加了几千人，但竞争依旧相当激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限于录取人数，大部分人无法通过考公务员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也直言，名校生一起考公务员是“非常短视的行为”，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这是因为，长时间留在体制内可能会导致与社会脱节，“你觉得26、27岁进体制内是很安全的，等到30多岁时代变革来的时候，你会最快被体制抛弃、被社会抛弃。”

名校生选择性“失业”

在尚未“上岸”的名校生中，主动选择“失业”或仍在观望的青年也不在少数。华东地区一所知名“985”高校知情人士称，他所在高校不乏已经拿到了工作录取通知，但仍在等待更好机会的毕业生，“难的不是就业与否，而是想不想就业”。

这名知情者还透露，他所在高校的初次就业率今年8月已达到85%，到年底数据统计截止时，就业率还会升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今年7月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优秀的毕业生“赢者通吃”，可以拿到多个录取通知，但其他学生可能一个都没有，这体现出中国目前结构性失业突出。

他指出，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供需总量不匹配的总体性结构失衡问题， 也有知识和能力结构错配，后者是更严重与持久的问题。

至于高校毕业生初入社会时短期内找不到工作，曾湘泉认为，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中国青年失业率也不能直接和国际数据进行简单对比。国际上将调查周前4周内搜寻工作且没有找到的人纳入失业人口，而中国将标准定为调查周前12周，“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中国青年失业率将比现在低10%左右。”

曾湘泉认为，更持久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结构错配，这也是导致中国出现低质量就业的原因之一。

现实中，需要工作的高校生只能逐步降低要求。张舒婷今年6月注册了小红书账号，分享自己找工作和做“全职女儿”的心得。同时，她也放宽预期，做好了找工作“打持久战”的准备。

她说：“如果特别好的去不了就去差一点的，再慢慢往下调；香港广州深圳没有机会，那就往北方再看看。我觉得肯定还是有的，只是跟自己心理预期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