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严重商业化倾向

到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8000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促成了数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成就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

不过，GDP主义也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作为组织本身，影响着其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执政党本身被严重商业化了，失去了其传统的“革命性”。

中领导人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所讲的一段话，很直观地描述出了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中领导人说：“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无赖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

这里所说的既有执政党党员的个体行为方式，也有他们的集体行为方式；既有地方层面的，也有中央层面的。这里涉及派系、寡头政治、集体堕落等等，而所有这些已经并非“腐败”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了。

再者，商业化更表现在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尤其是共青团的变化上。中领导人对共青团有严厉的批评，认为共青团存在着“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四化”问题。当然，这些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共青团，而且也存在于几乎所有和中共有关联的组织体系内。

无论是党内所出现的现象，还是共青团所出现的现象，或许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共同现象，或者说这些现象也具有现代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不管如何，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必须竭力避免的现代性。如果执政党迁就这些现代性或者向这些现代性投降，其衰落变得不可避免了。

因此，中共需要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使命，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如上所说，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继续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现代性，但其实验没有成功。邓小平所界定的国家经济现代性成功了，但执政党本身出现了重大问题。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破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党”概念从西方引入，但引入之后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党就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被动规定和界定；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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