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中共所认同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共置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共那样的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

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目的在于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革命性的变化。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帝到晚清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但也可以说是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革命，数代中国人都在求变化，都有一样的目标，即要改变中国。

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从前维持旧体制的儒家个人伦理做了最激进的批评和攻击。不过，从前的伦理不再可行了，但各派政治力量对未来是怎样的则没有共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追求变化？各派都持不同观点。

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共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老一代革命出身的政治人物的过去，中共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个转型方向极其明确，但是对“何谓执政党？”这个问题，人们并不是很清楚。

可以说，自从转型开始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共高层对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一个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那么必然导致执政党的衰落。这既明显表现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历史中，也表现在西方那些根据选票计算执政合法性的政党历史中。

中共现在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仍然不失其“革命性”。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其传统意义上，继续的启蒙和革命显然已经很不适应。革命毕竟是要推翻旧制度，而执政则是要维持现行的体制。

1949年之后，受激进启蒙思想影响的毛泽东仍然要“继续革命”，即推翻自己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至少要避免官僚体制返回旧制度的特点，这和执政党的本质构成了对立，既造成了党内政治灾难性后果，也造就了社会的“普遍贫穷化”（即贫穷社会主义）。而“普遍贫穷化”则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本身所要消灭的目标。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重新界定了中共的现代性，即要解决普遍贫穷化这个革命原来的目标。不过，邓小平时代在重新界定中共现代性的同时，也努力保留着执政党的“革命性质”。邓小平所力主推动的“干部四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还是头等重要的，即只有“革命化”才能促成执政党在达成其所设定的新使命的同时实现现代性。

因为邓小平时代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现代性所规定的，执政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经济现代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快形成了GDP主义。就经济发展而言，GDP主义功不可没，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