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这里所说的“政治领域”的变化，指的是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因为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重大的政治变化都是围绕着中共自身的变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再者，中共内部的变化也具有“外溢性”，导致了其外部各方面关系的变化。

不难观察到，如果和十八大之前中共侧重于其外部关系的调整所引发的变化相比，十八大以来的变化，无疑具有“自我革命”的特点。十八大之前，中共的关切点是调整其外部关系，即执政党对社会经济的变化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适应。各种调整往往表现为反应性和被动性，在一些时候更是表现为“不得不”的方式，通俗地说，是“救火”方式。

而十八大以来的情形就很不相同，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党内，并且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远超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是诸多重大关系的重新构造，涵盖了上至顶层权力运作机制，下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内的各个领域。

简单地说，这些变化表现为“破”和“立”两个方面。可以举反腐败运动为例。反腐败运动最早始于2012年底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内容包括轻车从简、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执行住房车辆等配备待遇等具体事项。到今天，这场反腐败运动普遍被视为是1949年建国以来最持久深入的运动。

根据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五年来，已经共处分了200万名党员，约占了中共全体党员的2%。其中，共立案审查副部级以上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除了对高层干部反腐败外，推动全面治党向基层延伸，五年来处分乡科级或以下党员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

有“破”就有“立”，“立”表现为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作为执政党，“从严治党”也一直都是中共高层所特别强调的。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会特别强调“从严治党”。不过，十八大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是中领导人2014年在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首次提出，并在之后成为“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

其他三个“全面”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不过，这最后一个“全面”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道理很简单，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唯一的执政党，没有这最后一个“全面”，其他三个“全面”就无从谈起。

针对党风党纪问题，2015年中共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更是通过了两个重要政治文件，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共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

对中共内部所发生的这一些变化，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多人并不理解，甚至很不理解。例如针对反腐败问题，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过度了、已经走过头了。另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表现为“选择性”，即表现为“路线”问题。还有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之所以如此反腐败，只是这一代领导人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当然，更多的人则持传统的观点，即反腐败就是为了中共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不过，所有这些看法都忽视了中共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对执政党对自己所认同的现代性的残酷无情的追求。现代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是中共的性质问题。对现代性的追求表明中共要对新时代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回答，包括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依靠什么执政？如何获取合法性？如何执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