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出海的动因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基于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二是基于控制境外原材料与供应链、看重低成本红利或抢占当地市场等实际经营需求；三是基于绕开欧美的贸易壁垒，或者给已经外迁的大厂提供配套。第三类原因无疑是近年来中企外迁的最重要动因，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尽管欧美对中国进行贸易针对和战略围堵的态势，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但是基于这种针对和围堵所造成的中国产业外迁东南亚浪潮，将在未来三五年甚至更短时间内逐步平息。

自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开始，为规避美国加征的高额惩罚性关税，大量以美国为核心市场的中国企业及其配套企业，被迫外迁东南亚，通过获得他国的原产地证明，以实现对美国市场的产品出口。此时，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为减少美中贸易逆差，而单方面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

2020年初，由于冠病疫情突然暴发，中企外迁的进程被迫暂停。但恰恰也是因为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采取对民众生命负责的谨慎且严苛的封控措施，让欧美深刻感受到全球制造业集中在中国所造成的供应链断裂风险。于是，在全球疫情逐步放开的2022年，欧美为分散供应链风险，极力推动东南亚各国在制造业领域发挥更重要作用，中企出海在这一阶段又掀起一波新的高潮。

很明显，中企外迁的动因，和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早年的企业外迁动因，存在本质差异。欧美日韩的企业外迁，要么是基于本国已经完成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业或低价值产业的客观需求，要么是基于拓展他国市场之需要，均是自发的主动行为。中企外迁普遍是发生在国内产业升级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基于内部政治政策动因和外部贸易壁垒压力而不得不外迁，大多属于被动甚至被迫的行为。

如果从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2018年算起，中企外迁浪潮已持续六年；如果从一带一路倡议发起的2013年起算，中企成规模走出去已达10年之久。有着外迁刚性需求并且有实力走出去的中企，在这时间段里大多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产业的境外布局。剩下的大多数属于没有外迁的刚性需求，或者暂不具备外迁实力的企业。未来三五年将足够消化中企的出海需求增量。

影响中企进一步外迁的因素还在于：一、欧美并不愿意看到中企在东南亚找到新的生存空间，针对境外中企必然是会逐步实施的贸易手段。近期欧盟对新能源车实施的关税措施，以及美国商务部否决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动议，无不体现对东南亚以新能源行业为代表的中国优势企业的防范和针对。只是在东南亚（以及印度）尚无法完全替代中国制造的角色时，暂时需要外迁至东南亚的中企发挥过渡性作用；二、即便没有欧美对中企的针对，当东南亚国家逐步建立起可以脱离中企的制造业产业链时，东南亚国家本身也存在针对本国中企的极大可能性。因为东南亚多数国家都与中国存在或多或少的领土与领海争议，双边存在无法弥合的国家利益冲突，尤其是越、印、菲等与中国存在较深历史和现实矛盾的国家。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企在东南亚的生存环境将越发严峻，留给境外中企发展和盈利的时间并不多。这一趋势也将逐步限制中企的出海势头。

作者是福建律师事务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