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世纪末方言与华文的政策，都应由此角度加以考察。即使初衷是为了打破碎片化的华人社群，建构一个更为单一化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但结果是方言的流失与整体华文水平的下降。语言的改变，也对其他诸多领域造成重要的影响。

郭振羽教授的宏文《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联合早报》8月15、16日言论版）让人非常感动。这不仅是语言学议题，还涉及知识分子应如何与政府进行有效互动；就更深层而言，还关乎新加坡“华人性”（Chineseness）以及国族建构的重要层面。方言与华语政策牵涉面极深极广，约40年前的教学语改变，对华校师生而言异常激烈，以至于戏剧家郭宝崑曾发出令人心酸的一问：“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主体族群曾做出过如此自断传统的行为？”

确实，郭宝崑所讨论的方言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更可能是新加坡独特“华人性”的流失。

新加坡的“华人性”这一重要范畴，既是长期移民历史形成的自然结果，更是政治刻意形塑的产物。从历史来看，早期华人主要来自华南，经历漫长的在地化过程。结合东南亚地区完全异质的文化环境与新加坡的开放性，新加坡华人就与其他华人有着本然性的区别。仅从本地人的跨族群婚姻而言，据官方统计，2022年跨族群婚姻的比率达16.6%，在此前10年中，也大体在15％至18%之间，从这一点以及习惯用语等方面，都可看出本地华人的独特性。

从早期的新加坡土生华人、新客，直至最近一些年的新移民，这些群体由于“在地化”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处在“华人性”光谱的不同位置。最初几代移民由于甚至连华语文都无法掌握，从而处在一极，刚入籍的新移民则明显处于另一极。再加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复杂交织，以及最近数十年大中华地区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强势崛起，使新加坡的“华人性”处在一个永远变迁的动态尺度之中。

尤其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华人性”建构，还要同本地统一的“国族认同”相适应。因此，本地官方一直强调“新加坡华人的特殊性”，这就与单纯的“华人性”之间存有矛盾。正如时任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讲话中，强调要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讨论新加坡的“华人性”，同样重要的是讨论其“非华人性”。这种特性本身来自新马华人为了适应本土的巫、印、英国以及其他外来因素而不断改变的华人性。无论是从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还是到经济、政治与其他更深层面，新加坡的华族文化都是不断在地化与“非华化”的产物。

新加坡的华族，是华南沿海地区在东南亚区域性移民运动中的产物。以南中国海为轴心，华南与马来群岛有着频密的人群、文化、经济与贸易联系。华人移民将华南方言、习俗、宗教与社会组织形态都带到东南亚。这些要素就构建了新加坡“华人性”的深层基础。其中华南方言又具有核心性的力量，以方言为特征，建构起整个新马早期华人社会基层治理的网络。这也是为何针对方言，会引起一连串反应，并且也会使新加坡的独特华人特征减弱的原因所在。

方言是“新加坡华人性”标志之一

来自官方层面的“新加坡华人性”诉求，则呈现相当复杂的社会与政治要求，当然，这也是形成鲜明特色的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从一开始，正如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谦虚地指出，东南亚华人的先驱多为底层穷苦民众，而少士大夫阶层。新加坡早期华族文化不仅具有华南沿海特征，也远离政治中心，而具有非官方、民间、世俗化与商业化的特征。它与华北的精英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

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在二战前，主体的国族认同远在万里之外；并由于全力支持中国抗战，而在日据时期遭受惨烈的屠杀。这种经历成为新加坡独立运动的潜在推手。马来群岛的华人日益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无法掌握自身命运。“华人性”在此，就成了建构新加坡国族的正面力量。

但是多种族的现实背景，以及周边国际形势的复杂，使得本地“英语精英阶层统治”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既低调，又微妙。一方面，作为主体民族的文化，自应获得重视，如此方能为国族身份的打造提供助力；但主体民族的文化如果过于强势，又可能因文化单一性以及对其他族群身份的遮蔽，造就不安因素。

因此，对于上世纪末方言与华文的政策，都应由此角度加以考察。即使初衷是为了打破碎片化的华人社群，建构一个更为单一化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但结果是方言的流失与整体华文水平的下降。此后虽然由于中国大陆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本地官方一再鼓励华族掌握华语，来作为一种潜在的商业与经济竞争优势，但华语在本地社会日渐被英语所取代，却成了难以改变的趋势。语言的改变，也对其他诸多领域造成重要的影响。比如同华语文有着极为密切捆绑关系的汉传佛教，就以明显可见的趋势快速弱化。

近些年来，本地各界一直在争取恢复方言在新加坡华人社群之中的重要位置。这并非只是怀旧，而是因为它是“新加坡华人性”的标志之一。

除此之外，新加坡的独特“华人性”还在于它的开放与包容，这不仅是对马来群岛的文化，也是对全世界各族文化。新加坡华族与其他种族一起，积极适应和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他们在努力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新加坡国族身份的打造之中。这种动态平衡，才使得新加坡“华人性”在传承中，永远焕发生机与活力。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