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路，矛盾丛生，也让各方对邓的评价不尽相同。官方语境将他形容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手缔造今日经济奇迹；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图纸，不如说，邓小平全面领导转型过程的总经理；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则认为，“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邓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临阵督战，抵挡四面八方的反对者；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鲍朴更认同台湾学者钟延麟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实则是毛泽东的“副帅”，并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邓”的结论。

哪个历史评价更公允，需要时间的持续检验。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能做的是重新观察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细节。

傅高义引述党内老领导评价，“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或许比外界更能一窥邓小平内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课堂作业。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只有21岁，他在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理念的博弈

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

改革开放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1983年达10.9%。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而曾任邓小平翻译的张维为在其视频节目中引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鲍朴向解释，邓小平执政的环境很不同，邓的功绩是改掉毛时代的经济政策，不过具体他也不知道怎么改，因此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看完赵紫阳的回忆录后作序表示，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则是“教父”，就是在争论不休时拍板之人，从这个角度，他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称谓确实有迹可循，邓小平早期提出的发展目标以及“物价闯关”等决策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邓小平没有功劳。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阻碍，才是彼时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桎梏。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群起而攻之，这种主张被快速否定和边缘化。

这一仗后，胜利者们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如何建设经济，又将彼时中国政坛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傅高义将其称之为“一山二虎”；杨继绳则称其为“双峰政治”；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也确认，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和陈云自始至终持两种不同的主张。

整个80年代，不同经济主张的互相博弈，频密展开——首先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分歧，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1983年，保守派公开批评“指导性计划”，捍卫“指令性计划”；1984年，邓小平视察并肯定深圳的建设，并将开放扩大到14个城市；1985年，陈云则利用数据上的财政赤字和通胀，把快步前进的改革派拉了回来，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1987年，邓小平直接否定陈云的主张，在讲话中称“（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8年，邓决定取消大量价格管制，然而他错误估计形势，致使物价过快上涨，引发恐慌性抢购，政策被快速叫停，经济决策权也从改革派的赵紫阳手上，交到支持陈云紧缩政策的李鹏手上。

经济路线的博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终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一边参观一边表态，走到珠海召开了一个由两位军委副主席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上，邓却没谈军事，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傅高义在其著作中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感受到这股压力，五天后，他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并在其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舆论中也得到普遍拥护，直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经济路线之争才落下帷幕，此时距改革开放开始已经过去14年。

杨继绳形容，此后，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领导，由邓小平奠定的“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贯穿整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这也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显的影响。

两次政改与遗产的扬弃——失败的尝试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改革开放之初，对统治状况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来自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党内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讲话内容虽未到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地步，但对民主表达积极评价。

正是这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带入中国政坛。不过，邓讲话的同时发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其他党内高层由于担心像波兰一样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再讨论邓的上述讲话。12月，邓小平自己也回调口径，称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调的讲话就此沉寂。改革开放伊始发端的政治改革意识，刚露出苗头，就被迅速掐灭。

然而这并非邓小平时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尝试。1986年，由于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邓小平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3个月后，赵紫阳根据邓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彼时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被选入该小组。在吴国光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论文中，他指出邓小平与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后者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时，意涵已经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场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这次政改还在讨论阶段，就先后遭遇“物价闯关”因而中断。

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并非全无建树。首先是设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讲话后不久，他向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表示，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是我们还年轻”。以此为铺垫，1982年，172名“老干部”卸任，保留级别和待遇加入由邓当主任的中顾委，邓还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卸掉老干部的权力。也是这一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邓掌权期间还多次强调和推动“党政分开”。在接受采访时，吴国光回忆，当时邓小平的思路是党委书记就是甩手掌柜，就像是一个现代公司，党委书记是董事长，政府是CEO，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党手里，但日常事务由政府去管。

鲍朴表示，邓小平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改革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生前秘书李锐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邓小平那篇措辞激烈的讲话——比如权力过分集中，“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李锐称讲话内容依然有现实意义，并表示肃清封建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李锐试图通过邓小平的政治改革遗产发出声音，然而并未像邓小平时代一样，掀起更多、范围更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