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以为，民主需要有辩论，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国会辩论非常精彩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在国家治理上都只是马马虎虎，真所谓 “空谈误国”。

在6月27日举行的那场电视辩论中，美国总统拜登给自己的老迈出卖了。作为执政者，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论点上拜登原可理直气壮，用事实驳倒对手，无奈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而口齿不清，时而语塞忘词，也因此被体力和精神状态还相当饱满的特朗普的气场压倒。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说了很多大话和谎言，但这并不妨碍他凸显个人强悍的形象。

拜登原本一直不认老，但这场辩论却清楚证明他已老得不行了。事后，他的竞选阵营解释，当天他伤风感冒，但这样的辩解无助于改变电视直播所产生的普遍印象，因此也导致民主党阵营背后的势力不得不下定决心阵前易帅。可以说，这场辩论给拜登个人寻求连任的努力画上了句号，同时也给特朗普制造有利形势。可见口水战也具有莫大的杀伤力。

民主党换上副总统哈里斯上阵后，似乎很快就逆转形势。如果民调可靠的话，她不但挽回拜登先前的颓势，还进一步反超特朗普，本来以为胜券在握的特朗普竞选团队也开始紧张了。一场辩论竟然足以导致整个选情发生剧变，实在不可思议。

自从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逊的电视辩论开了先河后，总统竞选人（包括总统和副总统人选）的电视辩论，似乎成了既定程序（中间有三届大选没有辩论会）。所以，如果没什么特别变故的话，哈里斯看来免不了得和特朗普正面交锋；她的副手人选沃尔兹也应该会和共和党的万斯一争高下。

最新消息是，美国广播公司（ABC）8月8日证实，哈里斯和特朗普确定将于9月10日在ABC进行辩论。一度拒绝与新竞选对手哈里斯辩论的特朗普，甚至要求两人进行三场辩论，但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仍未置可否。对哈里斯而言，如果辩论会如期举行，那将是她初试啼声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临场表现如何，举足轻重。目前，相信没有人敢断言辩论会的结果。

过去的电视辩论会平均每场有约6000万观众，可能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容低估。媒体固然会从辩论会各自评断胜负，一些中间选民也可能会受到候选人的 “表现”影响而做出不同抉择。电视辩论就像是一场秀，最终胜负取决于候选人通过辩论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

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逊在电视上过招。那还是个黑白电视时代，但电视所传播的影像就像电影一样，能牵动观众心绪，影响人们观感。尼克逊明显就输在形象上。电视镜头很奇怪，有些人很上镜，有些人则很不上镜。尼克逊就没有肯尼迪那样上镜，有报道说他当时刚动了膝盖手术出院，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外表也没有肯尼迪那么年轻帅气，结果三场辩论后，形象分大减，肯尼迪则是异军突起。

一个人是否有治国能力，担得起治国重任，由几场辩论来决定，确实有点荒谬，但这就是民主政体中政党政治的现实。候选人到各地的群众大会演讲，开记者会接受媒体拷问，靠的也是口才。结果是，胜出的往往是能言善道、巧舌如簧的政客，但我们知道，辩才无碍的人不一定就是治国之才。

无论如何，要在政党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具备辩才是基本条件。因此，在美国，很多政客都是律师出身。在模仿美国的菲律宾也是如此。在英国，我们看电视直播国会辩论，尤其是首相的答问时间，都能看到首相的滔滔雄辩，不管是特蕾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还是苏纳克，个个口齿伶俐，对答如流，可是在治国方面却都乏善可陈。

西方政治讲究和重视辩论，这是西方人的文化擅长之一。在英语世界里，媒体也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像总统候选人辩论，更是各大电视台都抢着要主办的，因为这一定能够蹭热度和流量。西方电视也少不了其他蹭热度的访谈和政论节目。仿效美国的台湾媒体生态也是如此，政论节目一大堆，各说各话，选民则是四分五裂，晕头转向，最后是选择自己已经认可的一边，固化脑筋和政治立场，蓝绿白的支持者都是如此，因此在各种课题上难有什么共识可言。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政治生态和媒体生态都移植到新加坡，结果会是如何？有些人以为，民主需要有辩论，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国会辩论非常精彩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在国家治理上都只是马马虎虎，真所谓 “空谈误国”。过去，曾经有过大专辩论会，不管什么课题，正反双方都可以滔滔不绝，而且显得理直气壮，结果是由评判团根据一些既定评分标准，决定胜负。至于真理，大概都在辩论过程中被混淆了。

政党之间的辩论基本上也是如此，主要目的是争取政治分数，置对手于死地，而不是为了辨明真理或事实。特朗普作为曾经的总统，一到竞选辩论，便不惜大放厥词，所说的话往往真假相混；奇怪的是，竟然会有那么多选民听信他和效忠他。

特朗普这回有官司缠身，还是能过关斩将，击败共和党内许多老练政客，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我们看来也属匪夷所思。美国民主明显是病了，但似乎没有人有胆量向选民说真话。反之，几乎所有政客都在维护本身的既得利益，设法忽悠选民，而不是谋求治国安邦之策。每四年就一次大选，使所有政客都不得不短线操作，总统上任后马上就得谋划如何连任，因此无所谓长远政策可言，政党不时轮替，也无所谓政策延续性可言。

新加坡如果也照搬这一套，后果如何不言而喻。因为，我们只是个人口500多万的小城邦，相当于大国一个中等城市，哪经得起美国式的分化和折腾！但是，因为实行的是英国遗留下来的制度，无可避免得面对政党政治的现实。这就是说，治国者不但要有治国之才，还非具备高超的辩才不可，单有行政能力是不够的。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若不是一位顶级辩手，又岂能在国内折服政治对手，带动民众，在国外则能舌战西方政客与媒体并压服他们？

新加坡国会曾有一段很长时间是行动党独占鳌头的局面，国会里没有反对党，因此也看不到政治辩论。自从1980年代工人党的惹耶勒南打破这个局面后，情况就改观了。如今国会有了10名反对党议员和两名反对党非选区议员，政治辩论经常出现并不奇怪。最近就连续出现两个例子：英康保险拟议出售股权和选区划分课题。

政治辩论逐渐频繁化，意味着部长须花更多时间和精神来应对和处理反对党和舆论（尤其是社交媒体）质疑问难所形成的攻防战。这也要求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都必须具备高超的口才。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行动党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