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彼得:让红头巾抽口烟,享受片刻清闲吧

时间:2024-07-13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王彼得:让红头巾抽口烟,享受片刻清闲吧

太多绑手绑脚,艺术必定窒息;让自由的空气流动,才可能有艺术繁花千朵万朵开。

上周一则新闻,说新加坡美术馆委制了一个称为“A Daily Act”的公共艺术项目,在丹戎巴葛好几个地点挂上横幅或告示,引导公众进行一些很耐人寻味的动作。例如一个这么写道:“在艳阳天下,请在告示牌后面的阴影中好好休息。”这还算无伤大雅,人畜无害。但有一个要公众掩住耳朵过马路,不知道会否增添危险。一些“任务”则有争议性,像“看着别人后脑勺,直到对方察觉为止”;还有一个叫公众从外面盯着不远处组屋单位的窗户,同样的,也是要做到让住户都发现了。可想而知,有居民很感冒,觉得隐私被冒犯。

这些个任务布置,算是行为艺术吧。艺术当然可以做开放式的解读,对于一个作品的意义、美丑,也不一定就得人人所见略同;只是搞到公众雾里看花,百思不得其解,就很无厘头了。

但这还是个稍纵即逝的话题,引发更持久关注和更大争论的,是桥南路店屋墙上的那幅红头巾壁画。早报言论组至今仍一直收到相关的投稿。几天前我去观赏现代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遇到的朋友也在谈论,当中为壁画生气的人还挺多的。一个过后特地给我短信,说那晚的红头巾形象,才是大多数国人所认可的。

看粤剧红头巾,我和许多观众一样,充满感动。但对于壁画红头巾,我倒是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跳脱开来,接受更多的诠释和维度?当然,包括让创作者,有更大自由度去挥洒,甚至随心所欲?

在这场有意思的争论中,相当关键的一点,是艺术创作就一定要百分百符合真实吗?什么才是真实?或者,就一定要符合既有的认知和期望,那又是谁的认知和期望?

首先,真实应该不等于:看到什么才能画什么吧?

技巧上比较在意仿真,认为客观事物不容扭曲的,东方代表是工笔画,西方则有蔚为大观的现实主义流派,当然更是写实主义的核心要求。但其中也还是有筛选、提炼,不完全照搬。另一个大类,则是各种从主观、唯心、写意出发的主张,例如不同的印象派别、抛弃了具象的抽象主义、可能有具象但荒诞到不行的超现实主义等等,入画的可能是幻想、梦境、潜意识,从作品中你能看到什么、体会什么,完全因人而异。真实?无疑是缘木求鱼。

从事艺术教学的俞唯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日前在早报言论版发表的《说不尽的“红头巾”》中,就点出“生活真实”并非“艺术真实”的题中之义,表明“对生活现象进行精华提炼,高度概括,或放大,或变形,或具象,或抽象,或美化,或丑化,皆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均无须被‘生活真实’所束缚”。我很是赞同。

扯下头顶红巾 和命运搏斗到底

看壁画红头巾,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搞混了,就容易走上岔路。扩大到所有作品,道理亦然,从题材(画什么)到技巧(怎么画),进而到风格、内涵,如果生活真实只能是唯一或最高标准,那理解和欣赏肯定受限。

再来,要符合谁的既有认知和期望?这也极其复杂和困难,皆因各花入各眼。

你心目中的红头巾,可能是刻苦耐劳的象征、脸上尽是皱纹和沧桑、有深厚家族观念、知道尽孝、愿意自我牺牲、能互助、无所畏惧等等等,你要表现这些个特质当然可以。但他的红头巾,可能有不同的精神面貌,不一定是你所认可和最想强调的,或者人们所一路传颂的,例如都童稚和年轻过,都会珍惜和哀叹自己年华的渐失,或者钟爱美好事物,例如拥有个玉手环,追求安逸和一些力所能及的享受,例如吸一支烟,还有就是渴望一份真爱——就是有人呵护着,不必成天挑泥担砖、日晒雨淋。而这一切,应该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只是不多被追述和记录罢了。

她们当中,也应当有更倔强、灵动的个体,在内心深处,念想过如何打破族群、观念、时代的种种束缚,追求身心灵的自由;形象地说,就是扯下和丢弃头顶上那块硬邦邦的红色头巾,但终究不敢言说,更不敢尝试,或者尝试了,都碍于文化和各种现实条件,最终还是妥协了。粤剧红头巾里,就有一个叫阿月的,曾经发起反抗,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可惜遭遇磨难,没能成功,最后还是回归到“豆腐街的大家庭”里。这是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从属情节,倘若有创作者,特别想重点突出阿月的这场与命运说“不”的搏斗(哪怕结局是悲惨的),又何尝不可?

以上论述的,包括渴望爱情,打破命运束缚等,还是好的一面。允许我“大胆假设”,作为个体,而不是历史赋予的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她们当中也会有不那么美好,甚至阴暗的成员,包括自私、妒忌、爱说人长短、迷信、不善良等等。现在外墙上,创作者仅仅表现她不劳动、抽烟、戴手环,以及姣好面容和妩媚神态就引来非议,不敢想象如果所画的,或者借助其他艺术门类表达的,是人性不好的一面,会招致怎样的批判。

从厄本到孔乙己 越不美好越有控诉力量

艺术不总是呈现人性或道德上好的一面。相反,最动人心魄处,往往是那些缺陷、不完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像《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八人小队,可不是各个视死如归,当中有一个临时加入的文书兵厄本,就特别懦弱,还天真。有一幕,他和一个刚杀了他的同僚的德国兵在楼梯口打了个照面,手指已扣在板机上却不敢开枪,最后“放生”了对方。但在历经血肉战场的残酷洗礼,被仇恨反复吞噬后,厄本也渐渐失去原初对人性善的信念,最后在那个德国兵沦为俘虏时,一枪把他毙了。这应该是厄本第一次取人性命,还犯了杀战俘的战争罪。这个角色,让电影所探讨的人性和反战的主题变得更深刻,也说明了最懦弱、卑微、沉沦的,往往最为真实,对不公不义的控诉也最为有力。这样的电影,在我看来,比起更为卖座的《长津湖》之类的主旋律作品,要更胜好几筹。

再拿因为现在就业困难,中国年轻人都很有共情的孔乙己形象做例子。孔乙己有良善的一面,但鲁迅把他的迂腐、潦倒和不堪,刻画得越极致,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就越彻底。小说中这种凸显是全方位的,包括主人翁行为表现(不事生产、赊酒钱还不起)、他人转述(听说他因偷窃被吊打到腿折),以及画面:进不了咸亨酒店内堂,只能在外头长柜边,和“短衣帮”劳工一起站着喝酒,当中他是唯一穿长衫的——一身又脏又破的长衫……

当然,今天的一幅壁画,不必然要控诉些什么,能引发观赏者新的理解、感受,应该也就够了。

还记得我小时候,所看到的末代红头巾,手掌是粗糙的,佝偻着矮小的身躯,很多腿脚还外弯。因此壁画第一眼给我的反差相当大,尤其是提醒了自己,她们也可以很美,或至少曾经青春无敌。这种反差,那晚在剧场回看红头巾女儿的苦难时,尤其强烈。舞台上的演绎,让我对这个群体怀有无限敬意,也对她们的付出心生同情,感慨时代剥夺了她们太多太多,例如,为什么是她们漂洋过海,去出卖力气,和贫穷抗争,而不是家中的男人?三水女人荣光的背后,多少也有着三水男人之耻啊!

让我再稍作延伸。无论什么艺术门类,人物描绘最怕脸谱化,毕竟人是多样态的,不可能千人一面。因此谁规定了画红头巾就都必须满脸岁月痕迹,不能青春美丽?或者就必须锄头扁担加一身汗水,不能清闲片刻,抽口好烟,看红男绿女,云卷云舒?

自由的沃霍尔 和不自由的黄永玉

太多绑手绑脚,艺术必定窒息;让自由的空气流动,才可能有艺术繁花千朵万朵开。大家应该见过美国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画的毛泽东吧?他的毛主席,还涂上口红呢。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波普艺术代表作之一。但几乎同个时期,在太平洋另一头,国画大师黄永玉仅仅是画了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这还是猫头鹰的真实习性),就被批为反党反人民反文革,陷入到“黑画事件”的大麻烦之中。在那个意识形态绝对化,容不得丝毫置疑的年头,任何画笔下的工人和农民,都必须体现进步性,不能一副懒散样,没有精气神。在电影里或者舞台上,创作者同样不自由,例如所有的旧社会地主,都必须是黄世仁的嘴脸。你有胆把工农兵和地主的个性对调试试看……所以以今人眼光,很多的画作充其量也只是宣传品,收着怀旧可以,但谈不上感染力,或什么艺术价值。 

最后的最后,让我顺带说说两个和艺术鉴赏无关的争议点:

一、有人指壁画红头巾,带有风尘味,像是个妓女。这显然是想多了,对性工作者也缺乏尊重。这样的评语不禁让我想起特别喜欢画妓女、妓院、裸体,甚至群交场面,去年刚过世的博特罗(Fernando Botero)。是的,就是那个鼎鼎大名,不管画什么,都是肥硕、臃肿,挤占大量空间的哥伦比亚画家(他的雕塑也是同一路风格,在我们的新加坡河畔,就有一只大肥鸽作品为证)。但,他所表现的这些人世间的欲念,很少会给人猥亵、色情或伤风败俗的感觉,而是借助肉体的华丽展示,触动人联想到各种诙谐、古怪、嘲讽,而且必须说,至少在我看来,针对的不是性工作者本身、甚至也不是嫖客和狂欢者。

二、因为国家有反烟运动,画中人就不该抽烟。这点,偏离艺术就更远了。

其实媒体,也是不能刊登吸烟照片的。不论在什么语境下,包括你报道的是国家环境局人员在乌节路上对违规者开罚,或者明明写的是喉癌专题,在科普吸烟的危害,都一概不准配上吸烟画面!我总认为,这是上世纪过时、荒谬的条例,但没办法。

媒体被禁也就认了,但有人竟然认为,看了绘画,会让人引发抽烟冲动,有样学样。我的天啊!

还好,市区重建局周三宣布:允许保留整幅画作,包括那根香烟。

想象如果是不让抽,那比起我开头所说的“叫人盯着别人家的窗口看”,就更无厘头,更让人无语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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