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绑手绑脚，艺术必定窒息；让自由的空气流动，才可能有艺术繁花千朵万朵开。

上周一则新闻，说新加坡美术馆委制了一个称为“A Daily Act”的公共艺术项目，在丹戎巴葛好几个地点挂上横幅或告示，引导公众进行一些很耐人寻味的动作。例如一个这么写道：“在艳阳天下，请在告示牌后面的阴影中好好休息。”这还算无伤大雅，人畜无害。但有一个要公众掩住耳朵过马路，不知道会否增添危险。一些“任务”则有争议性，像“看着别人后脑勺，直到对方察觉为止”；还有一个叫公众从外面盯着不远处组屋单位的窗户，同样的，也是要做到让住户都发现了。可想而知，有居民很感冒，觉得隐私被冒犯。

这些个任务布置，算是行为艺术吧。艺术当然可以做开放式的解读，对于一个作品的意义、美丑，也不一定就得人人所见略同；只是搞到公众雾里看花，百思不得其解，就很无厘头了。

但这还是个稍纵即逝的话题，引发更持久关注和更大争论的，是桥南路店屋墙上的那幅红头巾壁画。早报言论组至今仍一直收到相关的投稿。几天前我去观赏现代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遇到的朋友也在谈论，当中为壁画生气的人还挺多的。一个过后特地给我短信，说那晚的红头巾形象，才是大多数国人所认可的。

看粤剧红头巾，我和许多观众一样，充满感动。但对于壁画红头巾，我倒是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跳脱开来，接受更多的诠释和维度？当然，包括让创作者，有更大自由度去挥洒，甚至随心所欲？

在这场有意思的争论中，相当关键的一点，是艺术创作就一定要百分百符合真实吗？什么才是真实？或者，就一定要符合既有的认知和期望，那又是谁的认知和期望？

首先，真实应该不等于：看到什么才能画什么吧？

技巧上比较在意仿真，认为客观事物不容扭曲的，东方代表是工笔画，西方则有蔚为大观的现实主义流派，当然更是写实主义的核心要求。但其中也还是有筛选、提炼，不完全照搬。另一个大类，则是各种从主观、唯心、写意出发的主张，例如不同的印象派别、抛弃了具象的抽象主义、可能有具象但荒诞到不行的超现实主义等等，入画的可能是幻想、梦境、潜意识，从作品中你能看到什么、体会什么，完全因人而异。真实？无疑是缘木求鱼。

从事艺术教学的俞唯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日前在早报言论版发表的《说不尽的“红头巾”》中，就点出“生活真实”并非“艺术真实”的题中之义，表明“对生活现象进行精华提炼，高度概括，或放大，或变形，或具象，或抽象，或美化，或丑化，皆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均无须被‘生活真实’所束缚”。我很是赞同。

扯下头顶红巾 和命运搏斗到底

看壁画红头巾，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搞混了，就容易走上岔路。扩大到所有作品，道理亦然，从题材（画什么）到技巧（怎么画），进而到风格、内涵，如果生活真实只能是唯一或最高标准，那理解和欣赏肯定受限。

再来，要符合谁的既有认知和期望？这也极其复杂和困难，皆因各花入各眼。

你心目中的红头巾，可能是刻苦耐劳的象征、脸上尽是皱纹和沧桑、有深厚家族观念、知道尽孝、愿意自我牺牲、能互助、无所畏惧等等等，你要表现这些个特质当然可以。但他的红头巾，可能有不同的精神面貌，不一定是你所认可和最想强调的，或者人们所一路传颂的，例如都童稚和年轻过，都会珍惜和哀叹自己年华的渐失，或者钟爱美好事物，例如拥有个玉手环，追求安逸和一些力所能及的享受，例如吸一支烟，还有就是渴望一份真爱——就是有人呵护着，不必成天挑泥担砖、日晒雨淋。而这一切，应该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只是不多被追述和记录罢了。

她们当中，也应当有更倔强、灵动的个体，在内心深处，念想过如何打破族群、观念、时代的种种束缚，追求身心灵的自由；形象地说，就是扯下和丢弃头顶上那块硬邦邦的红色头巾，但终究不敢言说，更不敢尝试，或者尝试了，都碍于文化和各种现实条件，最终还是妥协了。粤剧红头巾里，就有一个叫阿月的，曾经发起反抗，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可惜遭遇磨难，没能成功，最后还是回归到“豆腐街的大家庭”里。这是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从属情节，倘若有创作者，特别想重点突出阿月的这场与命运说“不”的搏斗（哪怕结局是悲惨的），又何尝不可？

以上论述的，包括渴望爱情，打破命运束缚等，还是好的一面。允许我“大胆假设”，作为个体，而不是历史赋予的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她们当中也会有不那么美好，甚至阴暗的成员，包括自私、妒忌、爱说人长短、迷信、不善良等等。现在外墙上，创作者仅仅表现她不劳动、抽烟、戴手环，以及姣好面容和妩媚神态就引来非议，不敢想象如果所画的，或者借助其他艺术门类表达的，是人性不好的一面，会招致怎样的批判。

从厄本到孔乙己 越不美好越有控诉力量

艺术不总是呈现人性或道德上好的一面。相反，最动人心魄处，往往是那些缺陷、不完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像《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八人小队，可不是各个视死如归，当中有一个临时加入的文书兵厄本，就特别懦弱，还天真。有一幕，他和一个刚杀了他的同僚的德国兵在楼梯口打了个照面，手指已扣在板机上却不敢开枪，最后“放生”了对方。但在历经血肉战场的残酷洗礼，被仇恨反复吞噬后，厄本也渐渐失去原初对人性善的信念，最后在那个德国兵沦为俘虏时，一枪把他毙了。这应该是厄本第一次取人性命，还犯了杀战俘的战争罪。这个角色，让电影所探讨的人性和反战的主题变得更深刻，也说明了最懦弱、卑微、沉沦的，往往最为真实，对不公不义的控诉也最为有力。这样的电影，在我看来，比起更为卖座的《长津湖》之类的主旋律作品，要更胜好几筹。

再拿因为现在就业困难，中国年轻人都很有共情的孔乙己形象做例子。孔乙己有良善的一面，但鲁迅把他的迂腐、潦倒和不堪，刻画得越极致，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就越彻底。小说中这种凸显是全方位的，包括主人翁行为表现（不事生产、赊酒钱还不起）、他人转述（听说他因偷窃被吊打到腿折），以及画面：进不了咸亨酒店内堂，只能在外头长柜边，和“短衣帮”劳工一起站着喝酒，当中他是唯一穿长衫的——一身又脏又破的长衫……

当然，今天的一幅壁画，不必然要控诉些什么，能引发观赏者新的理解、感受，应该也就够了。

还记得我小时候，所看到的末代红头巾，手掌是粗糙的，佝偻着矮小的身躯，很多腿脚还外弯。因此壁画第一眼给我的反差相当大，尤其是提醒了自己，她们也可以很美，或至少曾经青春无敌。这种反差，那晚在剧场回看红头巾女儿的苦难时，尤其强烈。舞台上的演绎，让我对这个群体怀有无限敬意，也对她们的付出心生同情，感慨时代剥夺了她们太多太多，例如，为什么是她们漂洋过海，去出卖力气，和贫穷抗争，而不是家中的男人？三水女人荣光的背后，多少也有着三水男人之耻啊！

让我再稍作延伸。无论什么艺术门类，人物描绘最怕脸谱化，毕竟人是多样态的，不可能千人一面。因此谁规定了画红头巾就都必须满脸岁月痕迹，不能青春美丽？或者就必须锄头扁担加一身汗水，不能清闲片刻，抽口好烟，看红男绿女，云卷云舒？

自由的沃霍尔 和不自由的黄永玉

太多绑手绑脚，艺术必定窒息；让自由的空气流动，才可能有艺术繁花千朵万朵开。大家应该见过美国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画的毛泽东吧？他的毛主席，还涂上口红呢。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波普艺术代表作之一。但几乎同个时期，在太平洋另一头，国画大师黄永玉仅仅是画了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这还是猫头鹰的真实习性），就被批为反党反人民反文革，陷入到“黑画事件”的大麻烦之中。在那个意识形态绝对化，容不得丝毫置疑的年头，任何画笔下的工人和农民，都必须体现进步性，不能一副懒散样，没有精气神。在电影里或者舞台上，创作者同样不自由，例如所有的旧社会地主，都必须是黄世仁的嘴脸。你有胆把工农兵和地主的个性对调试试看……所以以今人眼光，很多的画作充其量也只是宣传品，收着怀旧可以，但谈不上感染力，或什么艺术价值。　

最后的最后，让我顺带说说两个和艺术鉴赏无关的争议点：

一、有人指壁画红头巾，带有风尘味，像是个妓女。这显然是想多了，对性工作者也缺乏尊重。这样的评语不禁让我想起特别喜欢画妓女、妓院、裸体，甚至群交场面，去年刚过世的博特罗（Fernando Botero）。是的，就是那个鼎鼎大名，不管画什么，都是肥硕、臃肿，挤占大量空间的哥伦比亚画家（他的雕塑也是同一路风格，在我们的新加坡河畔，就有一只大肥鸽作品为证）。但，他所表现的这些人世间的欲念，很少会给人猥亵、色情或伤风败俗的感觉，而是借助肉体的华丽展示，触动人联想到各种诙谐、古怪、嘲讽，而且必须说，至少在我看来，针对的不是性工作者本身、甚至也不是嫖客和狂欢者。

二、因为国家有反烟运动，画中人就不该抽烟。这点，偏离艺术就更远了。

其实媒体，也是不能刊登吸烟照片的。不论在什么语境下，包括你报道的是国家环境局人员在乌节路上对违规者开罚，或者明明写的是喉癌专题，在科普吸烟的危害，都一概不准配上吸烟画面！我总认为，这是上世纪过时、荒谬的条例，但没办法。

媒体被禁也就认了，但有人竟然认为，看了绘画，会让人引发抽烟冲动，有样学样。我的天啊！

还好，市区重建局周三宣布：允许保留整幅画作，包括那根香烟。

想象如果是不让抽，那比起我开头所说的“叫人盯着别人家的窗口看”，就更无厘头，更让人无语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