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一国让人更为安心、更有归宿感，那么无论是他国底层还是精英，都会争趋之。反之，只会逃离。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人口流向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近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刊发题为《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的文章，利用国际组织的数据，将新加坡与2024年举行选举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进行比较，评估三者在“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实现与社会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的最大程度个人自由”方面做得如何。艾利森认为，这些成绩单足以给美国和西方带来很多启示和反思。

事实上，新加坡的很多成功经验不独值得西方学习，也值得中国学习。譬如住房政策及其透照出的治国理政理念，和由此给它带来的国民归宿感、责任感，由此给它带来的强大软实力，就值得中国去反思、去借鉴。

1959年，新加坡政府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过自治权时，住房条件极其恶劣。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新加坡还经常伴有种族冲突，局势混乱。相传，1964年，也就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的前一年，有一天，新加坡开国元勋李光耀坐车经过一条街，碰到一群暴徒正在纵火打斗，突然他发现一个人从楼上急匆匆跑下来，将一辆很旧的摩托车搬上楼去，原来他是怕暴徒的暴行会波及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

这一幕让李光耀感慨万分：这人有一辆小小的破摩托车都知道保护，如果新加坡的每个家庭都能拥有一套房子，都有资产，他们就应该不会暴动了吧。没有暴动，社会不就稳定了吗？！社会一稳定，经济不就发展上去了吗？！如此一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就能良性循环了。所以，李光耀认为，要想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第一要做的就是，必须让所有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引自俞春江《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保障力催生归属感》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

这个传说中的搬摩托事件是否属实，已无法稽考。但有一点却是事实，李光耀真是这样思考的。他自己曾写道：“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中心感到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

他通过比较分析后觉得：“当我发现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我早就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屋主为能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更加稳定。”（见《李光耀·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得失之间的政治与地产》中外房地产导报，2005(6):48-49）。

“居者有其屋”计划就此产生。显然，新加坡推动居者有其屋政策，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考虑，出发点是想通过人人有房屋产权，来建立每个公民和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以此谋求社会的稳定繁荣。关于这点，李光耀的继任者吴作栋也是这样认为的。1995年，时任总理吴作栋在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让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们要让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拥有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并永远都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他们最好的切身利益莫过于在这里拥有一套政府组屋或一套私人住房。”（俞永学《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由此可见，在新加坡人看来，住房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甚至不是单纯的民生问题，而是必须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稳定，关系人民对国家归属感和责任心层面的政治问题。

与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国之所以推动房地产改革，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考虑，只想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已。《发展和改革蓝皮书》暨《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一书在回顾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的历程时，曾这样表述：“1996年，为应对新加坡经济出现的不景气，开始提出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1996年6月，总理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提出，住房建设可以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1997年9月，大陆政府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的差异，中国在推动住房改革时，采取的基本是一种甩手掌柜的策略，将居者有其屋的责任完全推给国民。结果是，过去20年来，中国的住房政策不仅没有加深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心，反倒让人怨声载道；反倒是住房政策、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对立；反倒是这些政策淡化了公民与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联系，降低了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心。

早些年，中国房地产大热，各地纷纷祭出限购政策时，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记者采访一位农民工，问他是否愿意上前线参加战争。这位农民工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反问：上前线有户籍限制吗？农村户口可以吗？是不是北京、上海户口的人优先上战场？要暂住证吗？要上岗证、健康证吗？要计划生育证明吗？需要有一年以上纳税证明么？上前线有文凭限制吗？不是党员行吗？我什么都没有，代表不了先进性。不是干部，就是一个农民工，能上吗？还有，牺牲了大家赔钱都一个价吗？真打的时候，分单双号吗？冲锋前要摇号吗？多久能摇上号？如果上战场了，可以站在城管和拆迁队的后面吗？如果我牺牲了，我的子女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一个分数线上大学吗？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政治笑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是“未被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大众文化，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真实心态和对国家各项工作和事业的真实看法。它以一种独特的“民意传感器”形式，将民众与政治体系联系起来。

从前述那则政治笑话可见，目前中国的很多政策，没能让每个国人都感觉到，在自己国家拥有切身利益。政府没能让国人都觉得拥有国家的一部分，让他们感受到是国家主人并永远都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这种对国家归宿感和责任感的缺失，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表现明显不足。

我在2011年出版的《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一书里，曾试图给软实力做了如下定义：所谓软实力，就是一种粉丝力，就是感动自己感召他人的力。?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对别人有吸引力；只有对自己的国人能产生感动力，才能对他人具有感召力。很简单，如果自己都无法感动，又怎可能真的去感召别人呢？

基于这一定义，我曾将人口流向视为观察一国或地区软实力强弱的最靠谱指标——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一国让人更为安心、更有归宿感，那么无论是他国底层还是精英，都会争趋之。反之，只会逃离。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人口流向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近期一次媒体圆桌会议上，渣打银行全球国际银行业务的主管赖兴祥透露，新加坡正经历财富“流入”增加而“外流”减少的过程。据盖洛普调查机构于2020年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不仅对外来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而且还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人才对外流失。目前，新加坡已是“潜在净人才流入指数”最高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潜在移民指数”最高的经济体。

这一切无不表明，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及由此透照出的治国理政理念，无疑是成功的，也是最值得中国反思和借鉴的。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