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但反过来，察人是不是也可以推己，察古也可以鉴今呢？

清代所谓“康乾盛世”，卖官鬻爵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朝廷明码标出各种官职的售价。以至于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捐监生”。由于买官的人多了，官位又有限，还要大家排队。于是，人们为了先当上官，又须加捐“先用”“遇缺即用”乃至“先先用”，也全都明码标价。整个买与卖的过程，倒也公开透明，光明正大。

这种做法当然荒唐。虽然捐官的钱帑，或上缴国库，或用之于筹措军费、治理黄河工程费、赈灾费等，均归之于国家财政，但朝廷把公权力当商品售卖，买者也必然要尽快兑换应用价值，加倍捞回之前的“投资”，为之不惜鱼肉百姓，荼毒乡里。长此以往，必然吏治败坏，朝纲不振，弊政丛生，祸乱国家。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此之谓也。

如今随着社会进化，中国也在与时俱进，当然也不会再以这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但也有例外，虽不是卖官，却是“卖”职称。在某些高校里也明码标价，公开合法。例如某校规定：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若能拿到一个600万元（人民币，约112万新元，下同）的横向项目，就有参评教授的资格；理工科领域价位更高——须拿到1200万元。有人为此算了一笔账，即便有了这样的项目，仅上一个什么税就要缴纳六七十万元，且只是“可能成为教授”，并非“一定是教授”，不是很上算。可见卖与买者，双方都算得很精明。闻之令人莞尔。

即便是丑恶的跑官、卖官现象，也未绝迹，但有所不同。清廷的卖官属于官方专营，是国家行为。如今的卖官则纯属个人行为，即个别贪墨的权势者把官帽当商品批发，谚云：“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形容生动。结果个人获利，国家损失。虽一旦东窗事发，卖者终究难逃法网，即被法院收监关押，之前的种种不义之财也被查抄，上缴国库。但这个买卖过程既造成有形的国家利益重大损失（这些人常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钱财互相兑付），又造成无形的国家资源重大损失，譬如执政党信誉、政府公信力、官员队伍劣币驱逐良币的劣化现象，乃至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

更甚者，还有人连自己的人格、尊严都可贱卖，以期获得更大的提拔。据报道，为攀附曾经的“封疆大吏”秦光荣，曾任云南出版集团总编辑的龙雪飞，竟毫无节操地向秦光荣夫妇下跪表忠心；省委原副秘书长张朝德在秦光荣生病时，还去给秦按摩腿、捏脚……这类官员做人都成问题，为官一任，还能有什么底线？这些年，中国贪官之所以像割韭菜般地打掉一批又滋生一批，总也打不完，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未做官之前就已有“病”。

中国难以清除的时弊

除了贪腐行为，近些年，又叠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不明显的形式主义，且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形式主义的本质是造假骗取政绩。如果说，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是美国难以消除的痼疾，形式主义可算是中国难以清除的时弊。中国的贪腐行为和形式主义为何都如此难以根除，高层似应作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设计。

当然，病分轻重。凭买官上位且患贪渎的“重病”者，在眼下还能数得过来。但人格先天就不够健全的“轻症”者，恐怕就不是一两人了。例如，笔者知道的某高校，就教学科研而言，很一般。不一般的是，该校特别能“出官”。这些年来，几乎敝省十多所高校的一把手或准一把手，竟然都是从该校干部中选调出来的，可谓教育官僚的摇篮。这些人当然不能说日后都会有什么贪腐问题，但冷眼旁观，那种“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有良好的个人修为者，寥若晨星。故即便日后不是贪官，也极可能是庸官。“钱学森之问”曰：“中国大学为何总难出冒尖的人才”，由此大概也有了初步答案。

中国官场上的贪腐现象，蔓延到民间，则形成不使点钱就不能办事的风气。前些日子，白城医专一名女生早操时意外猝死，不料却带出该女生曾送给辅导员“一条鲶鱼和数条鲫鱼”的糗事。事虽不算大，连著名媒体人胡锡进对此都承认，“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里，学生和家长给老师送礼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但也折射出目前民间某种不正常的风气。因为，在笔者青少年那个时代，就从没有或绝少学生给老师送礼的事。那时也是讲究人情的社会，但师生间的关系却很纯洁。私下里关系再好，也从无物质方面的来往。

不久前，就有位20年未见的初中同学打电话给笔者，颇为突兀地问，是否认识某高校一把手，能否帮着引见一下，因为她的30多岁硕士毕业的女儿想入职这所高校。所谓引见，谁都明白是什么意思。笔者当然爱莫能助。问题在于，她就是这所高校的职员，为何还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找笔者这样的“中介”来见自己的一把手？而且焦虑、急切到顾不上考虑得体与否，就去找一个20多年未曾谋面的初中同学帮着牵线？大概还是当下中国社会里的“熟人好办事”的人情世故使然。即便是送礼送钱，也要找对门路才能送得出去。

这种官场乃至民间极不正常的风气始自何日？公平地说，毛泽东时代尽管有很多问题，但贪腐现象很少。但那时候也把经济搞得很死，没有活力。贪腐应该说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1990年时，笔者去山东出差，有乡下农民告诉笔者，（经济）搞好了，但也（把社会）搞乱了，许多人起码的规矩都不讲了。中国现有体制就是这样，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今很多人所说的“国进民退”等现象，就是这种“收”的反映。一方面经济不能不放开，另一方面相关的管理制度又跟不上，甚至出现某种结构性的矛盾，根本无法解决，所以，尽管邓时代也打击贪腐，一直到江时代、胡时代，直到今天，都在打击贪腐，但谁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想在“收”与“放”之间找个平衡点，到现在似乎也没能找到。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买卖买卖，无买不成卖，无卖不成买，于是世间就有了买卖。但另一方面，世间万事万物，又并非皆可买卖，譬如激进的革命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信仰、意志；以及和平时期，普通人的爱情、亲情、友情、人格、贞洁等。倘公权力乃至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也能变现，成了亦可批发零售的商品，那可就应了古人那句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身处庙堂者可不惕乎？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