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玮:国籍与效忠](/uploads/allimg/240331/0J60055B-0.jpg)
在国籍与血统之间,国籍是更重要的身份标识,因为它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合法来源;血统容易牵动情感联结,当情感无法自我约束并付诸于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行动时,就只能靠法律制约。
“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你就应该效忠这个国家。”
出访东南亚国家的大陆政府中央联络部部长刘建超,3月27日在新加坡出席“慧眼中国对话”,在对谈环节回答关于东南亚华人国家认同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东南亚华人应该效忠国籍所在国家。他也区分了华人和华侨,强调华侨仍持中国国籍,华人为非中国国籍。
刘建超中英双语转换自如、睿智幽默的谈吐让人耳目一新。他以朴实易懂的语言,坚定地传达中国立场,以诚恳开放的态度,让对话之门保持开敞。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中国部长罕见地公开谈及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效忠问题。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海外华人的政治效忠问题愈发敏感。一些西方国家担忧,大陆政府通过影响海外华人华侨,进而影响他国政界人士的决策和内政。
以新加坡而言,发生了入籍多年的香港移民、活跃于基层的九龙会前会长陈文平,在《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下被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事件后,本地华社也在思索,不论是新移民或土生土长新加坡人,我们该如何与外国机构打交道?
刘建超的回答有上下连贯两部分。他也说,东南亚华人在效忠自己国家的同时,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称东南亚华人不仅是中国和亚细安国家共享的“重要财富”,也是中国和亚细安国家联络的“重要纽带”。
他还带入两个新加坡人不常听见的词汇——祖籍国、国籍国。中国是东南亚华人的“祖籍国”,这当中有血脉和文化联系;东南亚华人国籍所在国是“国籍国”,国籍国也叫“祖国”。
中国是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期间,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会议时,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印尼华侨只能选择单一国籍,中国之后即采取单一国籍政策,意在消除有关国家因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而对中国产生疑虑。
在全球化成为时代特征的当下,人员跨境流动日渐频密是大势所趋。新一代中国移民跟早期下南洋的老移民不同,老一辈因战乱或穷困潦倒而被迫冒险远走他乡,那是攸关生与死的问题。新一代移民在考虑是否放弃原国籍、加入新国籍时,可能更多考虑便利性和成本效益,例如为游走全球无须签证,为个人发展、子女教育或投资权益等而加入新国籍。这是好与更好之间的选择。
对大部分现代跨界移动者而言,国籍与效忠很可能是无交集的平行线,换国籍纯粹出于择良木而栖之的实用主义考量。刘建超说,东南亚华人应效忠国籍所在国,对这一属性的人群是个很好的提醒。他在后半部说道,因血脉和文化联系,东南亚华人可助力实现国籍国和祖籍国互利共赢。网上资料显示,这一谈话跟中国官方立场一致,惟用词不尽相同。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参与者,呼吁华侨华人为国籍国和祖籍国实现互利共赢,向来是大陆政府统战、中国侨务的政策脉络。但要落实既效忠国籍国,又加强与祖籍国合作的理想境界,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当下,当国籍国与祖籍国有不同利益考量,各有不同议程要推进时,夹在中间的华人社群,特别是新移民将面临更大考验。他们在效忠国籍国与加强跟祖籍国合作之间是否拿捏得当,或失了分寸还全然不知?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2月29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外交部开支预算时明确指出,本地人若有意协助新加坡开展海外人脉,得先充分掌握并了解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她说:“新加坡的核心利益必须代表属于各种族的新加坡人。血缘、籍贯、语言、文化等因素帮助我们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区域进行商贸、建立友谊,不过我们的观点和视角,只能是新加坡人的观点和视角。”
多元种族是新加坡一大特质,国家核心利益须代表多元整体而非单一种族。在国籍与血统之间,国籍是更重要的身份标识,因为它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合法来源;血统容易牵动情感联结,当情感无法自我约束并付诸于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行动时,就只能靠法律制约。
在确立国籍大于血统的认知框架后,先是新加坡人,而后才是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顺序就更清晰,国籍与效忠问题也不会纠缠不清。其实就是回到刘部长说的,是哪个国籍就效忠哪国。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新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