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籍与血统之间，国籍是更重要的身份标识，因为它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合法来源；血统容易牵动情感联结，当情感无法自我约束并付诸于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行动时，就只能靠法律制约。

“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你就应该效忠这个国家。”

出访东南亚国家的大陆政府中央联络部部长刘建超，3月27日在新加坡出席“慧眼中国对话”，在对谈环节回答关于东南亚华人国家认同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东南亚华人应该效忠国籍所在国家。他也区分了华人和华侨，强调华侨仍持中国国籍，华人为非中国国籍。

刘建超中英双语转换自如、睿智幽默的谈吐让人耳目一新。他以朴实易懂的语言，坚定地传达中国立场，以诚恳开放的态度，让对话之门保持开敞。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中国部长罕见地公开谈及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效忠问题。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海外华人的政治效忠问题愈发敏感。一些西方国家担忧，大陆政府通过影响海外华人华侨，进而影响他国政界人士的决策和内政。

以新加坡而言，发生了入籍多年的香港移民、活跃于基层的九龙会前会长陈文平，在《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下被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事件后，本地华社也在思索，不论是新移民或土生土长新加坡人，我们该如何与外国机构打交道？

刘建超的回答有上下连贯两部分。他也说，东南亚华人在效忠自己国家的同时，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称东南亚华人不仅是中国和亚细安国家共享的“重要财富”，也是中国和亚细安国家联络的“重要纽带”。

他还带入两个新加坡人不常听见的词汇——祖籍国、国籍国。中国是东南亚华人的“祖籍国”，这当中有血脉和文化联系；东南亚华人国籍所在国是“国籍国”，国籍国也叫“祖国”。

中国是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期间，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会议时，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印尼华侨只能选择单一国籍，中国之后即采取单一国籍政策，意在消除有关国家因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而对中国产生疑虑。

在全球化成为时代特征的当下，人员跨境流动日渐频密是大势所趋。新一代中国移民跟早期下南洋的老移民不同，老一辈因战乱或穷困潦倒而被迫冒险远走他乡，那是攸关生与死的问题。新一代移民在考虑是否放弃原国籍、加入新国籍时，可能更多考虑便利性和成本效益，例如为游走全球无须签证，为个人发展、子女教育或投资权益等而加入新国籍。这是好与更好之间的选择。

对大部分现代跨界移动者而言，国籍与效忠很可能是无交集的平行线，换国籍纯粹出于择良木而栖之的实用主义考量。刘建超说，东南亚华人应效忠国籍所在国，对这一属性的人群是个很好的提醒。他在后半部说道，因血脉和文化联系，东南亚华人可助力实现国籍国和祖籍国互利共赢。网上资料显示，这一谈话跟中国官方立场一致，惟用词不尽相同。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参与者，呼吁华侨华人为国籍国和祖籍国实现互利共赢，向来是大陆政府统战、中国侨务的政策脉络。但要落实既效忠国籍国，又加强与祖籍国合作的理想境界，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当下，当国籍国与祖籍国有不同利益考量，各有不同议程要推进时，夹在中间的华人社群，特别是新移民将面临更大考验。他们在效忠国籍国与加强跟祖籍国合作之间是否拿捏得当，或失了分寸还全然不知？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2月29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外交部开支预算时明确指出，本地人若有意协助新加坡开展海外人脉，得先充分掌握并了解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她说：“新加坡的核心利益必须代表属于各种族的新加坡人。血缘、籍贯、语言、文化等因素帮助我们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区域进行商贸、建立友谊，不过我们的观点和视角，只能是新加坡人的观点和视角。”

多元种族是新加坡一大特质，国家核心利益须代表多元整体而非单一种族。在国籍与血统之间，国籍是更重要的身份标识，因为它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合法来源；血统容易牵动情感联结，当情感无法自我约束并付诸于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行动时，就只能靠法律制约。 

在确立国籍大于血统的认知框架后，先是新加坡人，而后才是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顺序就更清晰，国籍与效忠问题也不会纠缠不清。其实就是回到刘部长说的，是哪个国籍就效忠哪国。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新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