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胡塞武装利用无人机攻击航经红海并涉及以色列之商业航运，希望借由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以色列政府停止对加沙走廊实施的军事攻击行动。

这严重影响航运安全，致使全球多家重量级航运企业暂停通航红海海域，在地中海航运公司（MSC）、马士基（丹麦快桅／Maersk Line）、德国赫伯罗特（Hapag-Lloyd）率先宣布后，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韩国现代海运公司（HMM）以及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OOCL）以及台湾货柜航运三强长荣、阳明以及万海航运，亦随后宣布跟进。

此外，英国石油公司亦宣布所属油轮，将改由其他海域通航；中国大陆中远海运（COSCO）亦宣布货柜船队将暂停航经红海。在这种全球航商纷纷停止航经红海产生连锁反应后，美国不得不出面宣布，将以“繁荣卫士”（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作为作战行动代名，号召多国共同参与红海护航行动。

胡塞武装声称，并未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红海海域所有商业船运，目标仅限于开往以色列港口，以及与以色列存在资产连结关系之商业船运，并且不断重申，所采取的攻击行动具有高度政治目标，因此在对象选择上才会存在严格标准。

但若是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对于海盗所下定义：“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均构成海盗行为：（a）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2）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b）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c）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胡塞武装所作所为，不论如何辩解，绝对应当被视为海盗行为。

同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0条：“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明确规范全球各国都具有合作制止海盗行为义务；因此各国在美国号召下，参与红海护航行动，显然是师出有名，具有高度正当性。

其实，美国早就在中东周边海域，以中部战区海军部队为骨干，由身兼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指挥官之中部战区海军部队指挥官，出任由39个国家所共同支持，针对维护中东周边海域通航安全，编组“多国联合海上武力”（Combined Maritime Forces，简称CMF），并下辖五个特遣部队（编：Combined Task Forces，简称CTF），任务领域分别是CTF150阿曼湾与印度洋、CTF151反海盗、CTF152波斯湾、CTF153红海与亚丁湾，以及在今年5月高调成立、最新编组之CTF154负责海洋安全训练任务（maritime security training）。基于早就编组之多国联合维护海域通航安全武力，所以美国才能在极短时间内号召各国，派遣兵力共同执行“繁荣卫士”作战行动。

令人不解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明显违反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何美国不愿透过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以便透过决议获得正式授权，在联合国体系下执行护航行动？反而是坚持运用以美国为首之多国联合海上武力既有编组，执行红海护航行动；其中政治算计与取舍关键，确实值得探讨。

特别是若要正本清源，透过源头打击战术行动，摧毁在也门境内之胡塞武装组织施放无人机基地设施与指挥管制架构，由于涉及必须进入也门境内，自然会与其主权产生矛盾。此时若是能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适当授权，自然更是名正言顺，在法理权限与政治条件上更加周延。

美国并未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让此项应当没有任何国家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公然反对制止海盗行为之安理会决议提案纳入议程，确实让人不解。目前北京轮值安理会主席，或许应当重视此事，积极考虑为提案提供授权。

其实，就目前多国联合海上武力所辖特遣部队编组任务海域，早就与依据联合国决议，在印度洋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重点海域高度重叠。依据既有联合国决议案，将任务海域顺势扩大涵盖红海海域，严格说来并不困难，美国为何未积极在安理会提案，让人难以理解华盛顿真正盘算。

对于仰赖海运通航支持对外经贸活动的国家来说，能够有其他国家愿意承担责任，提供武力维护通航安全，都应当以正面态度积极给予肯定。特别针对属于万国公罪之海盗行为，各国本就应当以人人得而诛之态度看待。

面对美国要求派舰参与行动，澳大利亚政府有所迟疑，显然是未能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0条规范内容，思考所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假若还是态度犹豫，恐怕会对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若是实在无法派遣兵力共同参与作战行动，提出道义声援与立场表态，就算是外交辞令，亦应当严肃重视，切莫迟疑。

台湾海峡两岸与新加坡都处于国际商业航运重要水道要冲，感受应当更为强烈，实应本诸国际法理，肯定国际社会能够积极应对红海商业航运受到威胁与干扰，毕竟海运安全事关人类社会共同福祉。

（作者是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