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赋:从秦汉之际政治变迁看儒学的发展

时间:2023-12-09 09:10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儒生在秦晋之地曾倍尝艰辛,他们为本门学说的信仰与坚持付出了极大代价。时至汉朝,董仲舒终使王者认识到也要关注“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晓得兼采“德教”任用“周政”,对一个皇朝长治久安所能发挥的作用,遂使儒学终得以在原本备受敌视的环境中立足。这一发展真正深远的意义,是开创出将刑名法术与德教仁政冶炼为一炉的“state Confucianism”(体制化儒学)。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曾如此总结儒学在西汉的发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知,至平帝年间(公元前1年至公元6年),儒学在起家于“巴蜀汉中”的刘汉大放异彩,治经术的大师辈出,传经说的典籍繁浩。

汉室循“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之则,在帝国的政治中心立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再由此辐射全境,在地方上“广设庠序以化于邑”,遂使位于今天陕西境内的长安,成为当时中国的儒学重镇。其实在仅仅约莫百年之前,汉初京畿一带尚为儒门单薄之地;而二百余年以前盘踞于相邻地带的秦都,更是儒生踪迹罕至之处。

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的荀子,曾游历秦国。本为魏国贵族的范睢投靠秦国后,被秦昭襄王拜为相国封地应邑。应侯当时曾问荀卿“入秦何见”。荀子先盛赞秦国的地势险要“其固塞险,形执便”、风俗古朴、人民“(敬)畏有司而顺(服)”、官吏“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明通而公”,且其朝廷之效率尤高“听决百事不留”。

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秦国虽然“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何以如此?依荀子之见:“其殆无儒邪!”(见《荀子·强国篇》)

可知,在嬴政一统天下的约半世纪以前,秦地还是少有儒生的。而这也让荀子慨叹,强秦虽各方面优越条件皆备,但距成就王者之事功还差得远呢。

荀况此议让知悉后来历史之发展的我们,不禁要轻笑他的“中原心态”,不过他观察到的这一境况,实是秦地学风有以致之。说儒学其时在东周的西陲难有立锥之地,也许亦不为过。

儒学难在西边秦晋之地扎根

当汉室开始以朝廷之力来推《五经》之学时,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当时被奉为儒宗典范的学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八家之中,源于齐鲁之地者居其六;其余两家则来自燕国和赵国,没有来自原籍秦、魏、韩等国者。由此可知迟至当时,帝国东境仍为儒学的故乡,关内地区尚无足以名家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稍早前,文帝朝“欲求能治《尚书》者”竟然“天下无有,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能)治”,但此翁已“年九十余,老不可征”。

孔子与其及门弟子的学术基地在齐鲁,山东地域是以为儒学之发祥地。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传其学。孔门也因人才辈出——上有为国师卿相者,下有在民间以施教传道为业者,遂使儒家子弟成为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群体。然而,儒生的活动范围似乎始终囿集于周室东迁以后礼乐文明的心脏地带,即其东边各诸侯国疆域之内。虽然儒学似亦曾远播至山西及湖北湖南(史迁说“子夏居西河,子羽居楚”),但终东周之世迟至战国之末,数百年来,儒学似难以在西边的秦晋之地扎根。

司马迁说,战国时期“天下并争(致使)儒术既绌”。其关键实源于诸侯国之间残酷的兼并战争催生出了新的学术思想,使原先从较早流入民间的王官之学演化出来的学说,如儒墨道家之学,遂因面对竞争而发展受限。这些新出的学派,便是以赵、魏、韩这三晋之地(今山西一带)为立足点而发展起来的法家、兵家及纵横家的学问。

钱穆先生曾以东方之学与西方之学的视角,来概括东周时期这先起和后起的两大学术阵营之特征。据他的观察(见氏著《秦汉史》),“孔丘和墨翟皆鲁国人”;而李克、吴起、商鞅、尸佼、申不亥、公孙衍和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以儒墨为代表的东方之学,“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它“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而以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为鹄的。然而,三晋之士的“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因此他们的学与术“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以致于仅将精力集中在对“现状粗加革新”,而不能“注意及于整个社会,全部人生”;遂导致其“思想大体”,乃是“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

所以,为什么地处偏西的赵魏韩,也是历史上最早进行变法求强的侯国,与其比邻的秦国还有偏南的楚国尾随继之,这就并非偶然了。然而,学术新局虽已出现,儒学于“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当时的东方地区仍为宗周旧学得以存续的土壤,儒生仍孜孜于为谋求“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锲而不舍。

孟子适魏,梁惠王见到他便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遂告诫他急功近利将导致一国之内因“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劝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位西方之学发源地的国君,自然要视孟子所言乃“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在“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的时候,去“游事齐宣王”,仍执着于“述唐、虞、三代之德”,显得有点与时代大势格格不入。纵使如此,荀卿虽无所获于秦但“游学于齐国”仍能得意于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罗根泽《诸子考索》以为荀子是先到秦才到齐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则推断荀子入秦当在公元前266-255年之间)。

可知在东方地域,儒学尚得垂青、儒生仍有施展空间。其实,直至刘邦与项羽争雄而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以至史迁不禁要以“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来形容之。但在三晋之学得势的西边,儒学与儒生的命运则有极大反差。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嬴政在位34年(公元前213年)时,曾“置酒咸阳宫”,有博士官70人为他祝寿。席间,一位官职为仆射的周青臣,为始皇帝高唱赞歌,说他成就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不世功业,因为秦帝国“以诸侯为郡县”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

但偏偏却有一位博士官齐人淳于越大唱反调,说从前商周两朝的国祚能延续千余岁、传国数百年,乃是得益于“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他想说的是,前人封土地建诸侯,立一众宗亲功臣为诸侯,使各据一方以藩屏宗,用这一道坚实的蔽障,来保卫王室大宗。但秦以郡县制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将举国权威独揽于君主一人之身,仅皇帝大权在握,宗亲皆为无世袭资源的弱枝。淳于越提醒秦始皇,“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文武百官都是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若国家猝有危难,则皇室与嬴姓宗亲在“无辅拂”的情况下“何以相救哉?”

焚书坑儒源于痛恨儒生挟古学自重

淳于越贬郡县而扬封建,意在指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样的论调,在秦仍洋洋得意于“初并天下”、汲汲营营于一个大胆的政治实验的大气候下发而言之,自然显得非常刺耳。其结果便是“始皇下其议”,接着朝廷的当权派以“愚儒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之罪,下令天下不得私藏《诗》《书》,须将之焚毁。若有人敢于以儒经为据来“以古非今”,用古代制度来非议现行政制,即施之以闹市斩首或灭族的酷刑。孔门遂有焚书坑儒之浩劫。

见过强秦之灭亡的汉初统治者,骨子里对儒学虽有不屑态度有所收敛,但还是难掩对儒生挟古学自重的心态之痛恨。“不悦儒术,喜老子书”的景帝生母窦太后,曾召辕固生为她讲解本书。固回说“此是家人言耳”,谓这种书只是私家著述,而不是如儒书那般渊源于古代官学,攸关上层文化整体文明之兴衰的大学问。惹得太后大怒,把这位倔强的儒生丢入关着猪只的圈笼,命他“入圈击豕”。景帝知“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抛给他一把匕首。辕固生一刀“正中其心,豕应手而倒”。史迁、班固皆记其事。

可知,汉室之所以时至宣帝朝仍要“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实因“以谋求国家之富强为基准、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的三晋之学,对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言,在管控繁琐的日常运作,经营日趋复杂的政事治理,甚或惩治刁民狗官等等方面,仍是不可或缺的实学。嬴秦以新起的郡县制取代运行了数百年的封土建侯,本质上是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刘汉在此大胆的工程轰然倒塌之后,重新缀拾起破落一地的碎片,努力将之黏合缝密起来,何尝不是延续或重启这项实验。汉承秦制,即此之谓也。

眀乎此,则窦太后何以对辕固生会施以如此极端的凌辱、汉宣帝何以会觉得儒学“不达时宜”,不惜以“俗儒”这样的言词来贬损儒生,讥讽此辈“何足委任”,就不难理解了。凡此种种,实乃汉廷在战战兢兢地持守着秦之旧业时,背负着千斤压力下的条件反射。

三晋之学的气焰,在秦一统天下后爆烈至冲顶,儒学此时的地位自是难以相提并论。但儒生如荀子、淳于越者,却一再于成就秦之帝业的西方之学的原乡,不识趣地直指人家若不采用孔门之教,恐将招致败亡。如此力撼时代大潮,难怪命途多乖。不过,秦朝当年乃是以狂风扫落叶之姿,来对西周的封建残余作摧枯拉朽的,所以其惨烈可至烧书与杀人。

但秦亡的前车之鉴,却为儒学的发展打开了局面。经营帝国的实际需要,令汉廷在倚赖刑名法术的当儿,对儒学已不敢再不屑一顾。

有利的历史大环境降临

这有利的历史大环境赋予了天时,而汉儒此刻又有非凡之能者出。董仲舒除学问过人外,更有因势利导难测之天威的浑厚功力,能以进退有据的言辞、刚柔并济的义理打动武帝,为儒学之晋昇庙堂、孔子之受尊为至圣,开启契机。

儒生在秦晋之地曾倍尝艰辛,他们为本门学说的信仰与坚持付出了极大代价——不时要忍受凌辱、有时还须付出生命。时至汉朝,董仲舒终使原本只懂得把“目光意气仅限于一国之富强”的王者,认识到也要关注“整个社会彻底之改进”,晓得了兼采“德教”任用“周政”,对一个皇朝的长治久安所能发挥的作用,遂使儒学终得以在原本备受敌视的环境中立足。

其实这一发展真正深远的意义,是在天下归一的政治框架下,使原本旨趣各有归属的东方与西方之学,得以磨合交融为一体,从而开创出将刑名法术与德教仁政冶炼为一炉的“state Confucianism”(体制化儒学)。此即“两汉经学”的高妙所在,它所教育出来的人物,既有“内儒外法”又有“外儒内法”者,亦缘由于此。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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