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联合早报》刊登的王飞凌教授的文章《此心安处是吾乡——正确的海外华人爱国观》，作为“只会圈在故土内斗内卷、耐劳吃苦”的一员，看到“正确”“爱国”等等字眼，仿佛也被戳中了痛处，不得不发几句牢骚和哀嚎。

在早报网上看过部分海外华人写中国的文章，给我的感觉，就仿佛是二婚的媳妇在新家人面前投诉旧婆家，字里行间不仅不会有任何的好，话里话外还带着各种仇恨和嘲讽。让人怀疑，到底是前任真有这么渣，还是主要为凸显现任的好。实际上，买卖不成仁义在，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呢？

从王教授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一种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倾向，似乎只有甩掉过去的包袱，才有利于现在轻装上阵。其实，“此心安处”并不是“此身安处”，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信仰或者价值追求，不是一种利益权衡——是否有利于个人在现今所在国的现实发展。就算“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的作者苏轼本人，因“政治不正确”一再被流放，到了荒蛮的海南岛，想的也不是改变立场、反对朝廷、批评政敌，而是寄情山水、兴办学堂，帮助当地的百姓“破天荒”科举取士。苏轼后来既反对新党，也反对旧党，遭到两拨人的排挤，他虽然此身找不到安处，一生坎坷漂泊，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心安之处。

从有些海外作者写中国的文章当中，我经常能看到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逻辑，仿佛赞成了那个原来的国，就一定妨碍了现在的国；同样的道理，对现今所在国的赞美，就一定伴随着对过去的否定。在那些冷嘲热讽的话语当中，我时常怀疑，他们呆过的那个国家和我呆的那个国家，是不是同一国家？尽管我对这个国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永远不会是如此对立、剧烈、决绝的。

我不仅觉得这样的对立脱离实际、毫无必要，更认为，他们太瞧得起政治上的那个国了。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崇尚自由主义的那个国，还是崇尚集体主义的那个国，都只是近几百年来产生的国家概念的一部分。往前推几百年，没有这样的概念，只有王朝和帝国，那是李家赵家路易亨利家的，不是你家我家的。是政治上的宣教，在20世纪前后这100多年里，为世界上的很多人规定了国家的概念，那个原本模糊不清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更喜欢提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那个中国更长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不会也不应该否认自己文化上中国人的身份，不仅因为肤色、长相，更因为族群、习俗、传统、价值、观念等等。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是第二代移民，他尽可以融入新的社会，从里到外做一个纯粹的外国人。如果是第一代移民，那段过去或长或短，都真实存在于他的血液和灵魂当中。与其把它看成是融入新社会的障碍，想要去之而后快，不如承认它，接受它的存在，因为那些都是骨子里的东西，抹也抹不掉的。

我时常羡慕和喜欢像钱穆、林语堂这样的人，即使远离政治意义的那个中国，心中依然充满一种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那些值得被推荐和推崇的东西，而不是在政治上站队，为时代的所谓“弄潮儿”鼓与呼。

可以提倡一种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如果非要用爱国主义这个词的话，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传统永远割舍不掉。同时警惕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种爱很可能是有害甚至有毒。像王教授文章里说的那样，打着爱国的招牌两头通吃，这样的人确实也不少。

回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一个被中国文化熏染和影响过的人，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此心到底安在何处？至少在我看来，不该只是得利处、风光处、发达处，而应该是自己构建好的那个精神家园，属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

这些想法可能非常不正确，姑妄听之，不足为训。

（作者是山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