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著名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说，古印度的梵语（Sanscrit），跟古拉丁语、希腊语、波斯语、日耳曼语等，有密切的宗缘关系。这种宗缘关系，明显体现在这些语言的基本词语和语法结构中。这一个重大发现，不但轰动当时只重视欧西语系研究的语言学界，也给后世200年的语言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语系（family of languages）的观念，就是在琼斯之后语言研究工作者建立起来的成果。语言学的“语系”，是指语言之间犹如家族的谱系关系（genetic relationship）。一个“语群”（linguistic group），即一组彼此有关系的语言叫做“语系”。人类语言历史悠久，要把世界上数以千计的语言，分门别系、认祖归宗，绝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过程。

基于现有的语言资料及语言的历史纪录，语言学家已经把目前世界上5000多种语言，归纳成10大语系：一、印欧语系；二、阿尔泰语系；三、乌拉尔语系；四、尼日尔—刚果语系；五、汉藏语系；六、马来—波利尼亚语系；七、德拉维达语系；八、亚非语系，又称含闪语系；九、达罗毗荼语系；十、非、美语系。（参阅《语言学和现代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语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语言体系。在汉藏语族里，也没有把新加坡华语列为地方方言变体。语言学界到今天还没有给新加坡华语一个新定位。

华夏族群身份认同的历史渊源

自从有历史记录的夏商年代开始，中原大地就有华夏族群的集聚生活。春秋时代，《左传?定公十年》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转?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不与华同”。可见华夏族群的名称随周秦的一统天下，已经有明确称呼。春秋时华夏族群的共同语，称作雅语。汉唐两朝，国威远播，华夏族群身份名称改为汉人和唐人。汉族作为华夏族群的身份名称，一直保留沿用。唐朝国威不下汉朝，许多地方方言，到今天依旧保留中国为唐山的称呼，并称汉族为唐人。宋、元、明朝通行的汉语是北方方言，称为官话。到了民国才改称为普通话。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简称为中国。普通话成为共通的国语。中国人的名称内涵，有所变更，由狭义的汉族推广到所有其他56个族群。只有汉族，在血统上纯属华夏族群。近200年，华夏族群大量移居世界各地，至今人数多达6000万，东南亚占大多数。对庞大的海外华夏族群，中国一向称他们为华侨、侨胞。移居世界各地的华夏族群，多以华人、华族或华裔自居。1954年，中国政府厘清了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除了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外，规定其他侨胞都归属为移居地公民，效忠当地政府。公民身份虽然改变，但族裔（ethnicity）仍然保留华人或华裔身份。华人为培育华裔子弟所建设的学校，一向称作华校。教学媒介主要是华文，说的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语。

由此可见，华人和华语，是移居中国境外华裔族群结合历史渊源对身份名称的认同，是大多数华裔族群的认知和共识。

新加坡华语应用的两重性

华语是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华社不同方言间的共通语。新加坡华语虽然以普通话语言体系为基础，由于语言本身的历史演变，以及语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家庭结构、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观念等客观因素，形成本地人应用华语的两重性：一是高层次的学术论述和工商交际的标准用语；另一是低层次受多种文化因素影响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用语。前者和普通话的语言体系标准差异不大，后者类似洋泾滨英语（pidgin English），糅杂及容纳了许多非标准华语的语言成分，形成跟普通话语言体系有相当差异的特殊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世俗华语。

归纳各专家学者的研究，新加坡华语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三方面。下边是一些典型例子。

一、语音方面

新加坡华语的语音体系，基本上跟普通话的没有差异。由于受方言深刻影响，新加坡华语没有卷舌音，也没有轻声，很少用儿化韵。闽南语前喉音和后额喉音不分，所以福建籍新加坡人的华语，常常把n／ng混用。琼语把开口的h音和圆唇的f音相混，琼籍人华语也经常听到h／f混淆的发音。r／n／l的音位和发音方式，新加坡华语也存在混淆不清的情况。新加坡华语也常在句前和句末添加特别的语气词，如天啊、alamak、啰、啦、乜等，以表达不同的意愿和感情色彩。

二、词语方面

新加坡华语有几个明显的词汇特点。一是音译词，譬如巴士（bus）、德士（taxi）、罗厘（lorry）、沙发（sofa）、杯葛（boycott）等。二是文化借词，如巴刹（pasar）、叻沙（laksa）、沙笼（sarong）、咖喱（curry）、拉茶（teh tarik）、五脚基（lima kaki）、加龙古尼（karang guni）等。三是方言转化词，如摆乌龙、头疯、红毛、吃风、冲凉、暗捶、炒鱿鱼、吃蛇等。四是创新词汇，如组屋、波道、电脑、捞起、塞车、脚踏车、小贩中心、死火、山芭佬、雪柜等。五是俗用词组，如濛喳喳、吃光光、敢敢做、搅屎棍、砍菜头、吃头路、无厘头等。

三、句法方面

新加坡华语一些句法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词序和句子成分的配搭上，看出与普通话的差异。基本上，主／谓／宾的句型，两者并没多大差异，但如果句子添加了定／状／补语，新加坡华语就明显展现了方言词序影响的痕迹。以下是一些例子：

词序先后：

多／少（读多几遍／说少几句）

先／早／才（他去先／我来早了／消息刚接到才）

动补结构重叠，表示强调：

（看紧紧／吃光光／趴趴走／慢慢跑）

比较或完成：

过／了(liao)（弟弟高过哥哥／我去过香港／已经清楚交代了）

肯定或否定：

有／没有（他有在家／我听没有）

正反提问方式：

不（高不高兴／好不好看／明不明白）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觉察到新加坡华语的独特性，跟标准汉语（普通话）的确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层面存在一些差异。新加坡学者对华语的独特性问题，曾作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有关新加坡华语是否如其他地方方言，是标准汉语变体的问题，意见相当分歧。

赞同华语是变体的学者，多从华语词汇的转化型态和表达特殊词义的句法结构，说明新加坡华语存在变体的观点：“华语与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并受当地华人认同的华语变体。”不赞同华语是变体的学者，认为华语跟普通话的差异，在应用和发展上不是核心问题。“在处理差异时，我们的对策是既强调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尽量以中国的规范为标准，以保留共同的华语核心；同时加强交流，让语言比较自然地融合。”（参阅吴英成2003年和周清海2008年有关华语变体的论述）

语言变体的关键因素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思想意识最重要的交际管道。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语言一直沿着分化和融合的路线发展。所谓分化，是指人类社会由于生活环境的剧变，或者因政治、战争造成社区动荡，以致部分族群大量向其他地区迁移。之后，由于山川和交通的阻隔，原本统一的语言进而分化为不同的地方方言。譬如周秦时代华夏族群的统一语言是雅语，后来分化为七大地方方言。各地方言各自演变，形成地方方言的语言体系，语言学上把这些地方语言，称作标准语的语言变体。

人类通过语言来沟通信息，主要依靠三个组成部分——语音、词语和表达语言的句法框架来进行。所以，要判断新加坡华语是否为标准汉语的语言变体，必须审查这三个层面，来确定语言变体的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新加坡华语语音变体的可能性。

新加坡华语的语音体系，无论是音位和发音方式，跟普通话的语音体系完全一致。学生一向借助汉语拼音来辅助并掌握发音标准。在使用转化的方言词汇时，即使是世俗口语，也是遵照普通话的发音方式进行。反观其他地方方言变体，不单发音方式，甚至声调也跟普通话有很多差异，譬如语言的声调，粤语有9个，闽语有7个，客家话有8个，琼州话有5个。华语只有4个声调，除了卷舌音和轻重音，须要习惯熟练，其他的音位和发音方式，都很容易掌控，所以，新加坡华语的语音部分，不存在由于音变而产生变体的问题。

其次，再看看新加坡华语句法变体的可能性。

根据2020年统计，新加坡年轻华族的家庭用语，超过七成是英语。华语只是强制学习的母族语文，是后天的习得语言（learned language），不是母语。学生学习的华语，从小学开始，就完全遵循普通话语言体系，训练学生掌握华语的句法规则。所以，学生以方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华语，例子并不多见。只有少数讲方言的家庭，学生的华语因受方言转化的干扰，出现跟普通话词序先后不一致的句法规则。华语句法由简单句到多重复句，千变万化。词序先后的少数案例，只是普通话语法系统的很小部分。通过病句改正的练习，教师可以纠正学生这类句法错误。为这些个别案例而特别撰写教材，忽视整体的标准汉语句法体系，似乎有因小失大、以偏概全的瑕疵。

最后，我们再审视新加坡华语词语变体的可能性。

词汇的方言化，有人认为是形成新加坡华语变体的有力根据。认真地说，新加坡华语糅杂了不少非普通话的词汇，给新加坡华语，尤其是低层次的世俗华语，增添了特殊的地方色彩。但从糅杂华语的词汇数量，以及糅杂华语是否定型化来考虑变体的可能性，结论也许不够充分。

汪惠迪编撰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典》（1999年），总共收录了1560个词条。在这些词条中，有些已经定型化，语义和应用方式被广泛接受，成为平面媒体和网络平台常见的用语，是汉语词典融合的规范词。在1560个词条里，除了音译词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借词外，很多是方言转化的音译词，如吃风、冲凉、头疯、暗捶、吃蛇，暗牌、吃头路、吃老本、砍菜头等，语义都很精准明确；不过，如果某些方言转化词只限于少部分方言籍贯族群使用，词的使用率不够广泛和普遍，作为新加坡华语变体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2011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总共收录了7万5000个常用汉语词汇，有些糅杂方言词已被汉语词典融合收录，确实数目有待统计。两相比较之下，新加坡华语方言转化词的分量还不到汉语常用词的0.02%。试问，区区1560个方言转化词，能取代7万5000个汉语词汇的完整体系，而单独成为新加坡华语变体吗？

粤语、闽语、客家和琼州话里有很多俗语、俚语、歇后语和谚语，反映了族群丰富多彩的生活意识形态。有些语句根本无法用汉字表述，只能靠口语相传，这是地方语言分化发展变异的结果，形成了与普通话有明显差异的方言变体。新加坡华语并没有自我和独特的俚语、俗语、谚语和歇后语，自然没足够条件发展为新加坡华语变体了。

语言的定型化和规范化

方言学家袁家骅说：“语言的分化和整化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运动形式，分化是离心的分散或分离，整化是向心的集中或统一。”《汉语方言概要》新加坡华语里的方言转化词汇，就是语言分化的结果。

这些方言转化词汇，加上好些音译和异族文化借词，在长期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能不能融合和整化而成为大中华普通话的标准词汇呢？这就得看这些音译词、文化借词和方言转化词能不能定型化和规范化了。所谓定型化，就是词本身必须有具体、明确、清楚的语义概念，大多数民众普遍理解、接受和应用，平面媒体和网络平台也经常引用，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了规范化的词汇了。

根据1957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华族的用语比例，为福建话30%、潮州话17%、广州话15.1%、海南话5.2%、客家话4.6%、华语0.1%。那些局限于一个籍贯族群流行的方言转化词，随时会因社会的发展而有消弭的可能。只有被不同籍贯的全体华族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方言转化词，在定型化和规范化之后，经过长期融合、整化的历程，才可能逐个被收录为大中华地区汉语词典的标准汉语词汇。

总结一句，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人的共通语言，和普通话互辅共存，没有足够的条件自我演变而成为地方变体的可能。

（作者是退休语言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