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面对艰难考验时，社会有夯实的人文底蕴，能不断涌现出敢挑重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翻转命运的社群栋梁，那才真正回应了李光耀的死亡之忧，预防新加坡走向没落。

“人类进步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必然的。追求正义的每一步，需要有奉献情怀的个体来成全；这些人备受煎熬与挣扎，却始终坚持不懈，心怀理想。”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语道出真正领袖拥有的襟怀，而李光耀就是其中一位当代政治界最伟岸的人物。李氏最鲜明的形象，就是他的务实作风；表面看来，他与理想主义搭不上关系；而现代人对理想主义的定调，就是空想与不接地气。如果是一位魅力型的理想主义者，那就更加危险了，因为二战的教训告诉世人，这类人危害世间的风险极高。

但是我们都会认同，李光耀符合上述描述——他既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务实与理想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务实绝非现实，真正的务实者，必须拥有开放的心灵，才能洞察真相，作出准确判断；而开放的心灵，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具备。

随着李光耀的辞世，生命里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本地第一代政治领袖都已烟消云散。第二、三代的接班人，因为有很长时间与这一批先驱人物共事，加上成长于社会尚未全面市场化的朴实年代，在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之下，都受过深刻的熏陶与教诲。接下来的第四、五代，乃至年轻世代的国人呢？

透过硬体建设，例如建国先贤纪念园，展示的只是文物与史料；让学者进行李光耀思想研究，“李光耀”变成思想体系，成为概念游戏，将之运用到公共行政与政治，恐怕将异化成封闭性、排他性强的意识形态。把李光耀处理过的棘手问题打包成商学院案例，作为领导力教材来使用，则时间愈久，后人愈难把所学的与现实结合，原因之一是历史不会重复，其次是我们已进入变动急速、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一切抉择以整体核心价值为依归

李光耀说过：“哪怕我在病床上，或者就快要下葬，只要我感到事情不对，我会站起来！”这是他的死亡之忧。如果把“我”换成“我们”，就能深入这句话深刻的意涵，也是国人必须作答的作业：如何在新加坡人身上，重现像他那一代人所具备的理想主义情怀？

因为李氏的务实，一方面来自开放的心灵，另一重要源头来自理想主义实践者所具备的价值主体精神：一切抉择，皆以超越个人的整体核心价值为依归，而不是拿捏利害、盘算个人利益得失的精明计算。

环顾世界，市场化的酸雨已将人类2000多年积累的高贵人文价值腐蚀锈烂。人的一切行为，离不开个人核心利益的盘算，精英阶层尤其如此，美国就是个例子。美国文化之病，病在富裕的反噬：一个高度物化、市场化、机械化的社会，富裕阶层宛如韩剧《鱿鱼游戏》刻画的那样——顶级富豪为了驱走空洞乏味的存在感，把人当成赛马，让人互相厮杀，而自己就坐在视野最佳的位置上，一边吃着高级料理，一边享受这场腥风血雨，最大的操控者还亲自下阵，以享受更强烈的快感。

目前新加坡还是世界的模范生。然而，已有执政党领袖认为“行动党打造的成功，已倒过头来让自己成为受害者”。这个吊诡现象，一样是富裕反噬的病征；值得庆幸的是，如果具备历史眼光与魄力，我们还来得及更换赛道。

20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一书中指出：一个过于富足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他称之为“大众人”——有着严重的自我封闭性格，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视之为自然权利，并且志得意满，不愿意倾听他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提交裁判；此外还要干涉一切，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不惜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认为应有的权利。值得留意的是：奥尔特加的“大众人”不是根据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来划分的；即使在精英群体中，也充斥着这类型的人。

环顾全球，愈富裕的国度愈充斥这类大众人。提倡协商式治理虽然可以淡化李光耀强人政治留下来的阴影，但是解除不了“大众反叛”这颗计时炸弹；而社交媒体的演算法，按用户浏览过的信息类别不断推送同类标签的资讯，所产生的强大回音室效应，已造成所有社会无可幸免地碎成心灵极端封闭的多元，疑惑少信，党同伐异，构成社会撕裂的断层。

现在是时候重视开发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文教养了！世人皆钦佩李光耀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却少有人洞察到在他创造有形物质的背后，那股强大的生命动能，源头来自坚挺的价值精神主体，让他能逆势而为，逆势而创造，把新加坡变成闪亮的小红点。

从他身上得到的启示是：唯有让国人树立起价值精神主体，才能解除富裕反噬的威胁，打破封闭的心灵，生起家、国、历史、文化的他者意识。

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如同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里的描述：人人都被欲望刺激，拼命向上爬，对失败充满恐惧，财富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而财富又不断地转手，牵动所有人拼命在节约或赚钱。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稳定的力量，所有人的精神变得萎靡，行为堕落。

托克维尔还指出，这样的社会将令民主覆没。为了维持社会有序的运作，未来的治理必愈加依赖威力强大的科技；我们已在抗疫期间深刻体验过，人在科技牢牢控制下活着的苦况——情绪紧绷，行为越来越机械化，大家都须要按标准作业程序（SOP）才能生活，日子久了，人越来越像赛博格（Cyborg，半机器人）。

和谐社会如果诉诸控制来维护，如何让生活在这种土壤下的人们，活出豪情壮志，超越斤斤计较的小得小失？这股生命力萎缩了，剩下一副僵化的运作系统，当骤变与巨变降临时，到哪里去找像李光耀那样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创造奇迹的社群栋梁？

夯实人文底蕴培养挑重担栋梁

李光耀启动的社会改造工程——和谐社会，现在已来到分水岭；线性顺着走，借助强大的科技与严密的法律，让一切都受控，把国家意志集中于管治精英一群，打造的是风险集中、机械化、缺乏活泼生命力的社会。

综观人类几千年历史，社会维持和谐的时间很短暂，长期动荡是常态。升高思考维度，如果在面对艰难考验时，社会有夯实的人文底蕴，能不断涌现出敢挑重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翻转命运的社群栋梁，那才真正回应了李光耀的死亡之忧，预防新加坡走向没落。

数十年的工匠教育，新加坡人的存在，是按经济需要的功能精细定义和培养的。这种教育很难产生如许人才，能够在特定历史场景带来的局限与挑战下，果敢进行价值抉择与价值创造，凝聚共识。这也是全球面对领袖荒的最核心课题。

所谓价值创造，就是赋予人意义、希望，以及奋进的方向；而价值创造的主体，需要敏锐的心灵、强大的意志力和开放的胸襟。这样的生命品质要靠坚定的精神力量，真切的人文素养，和博古通今的学问来养成。由经济思维与利益主导的教育，无法培育出这样的社群栋梁。

作者是社会企业人文与生命学堂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