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国伟:李光耀留给我们回答的作业

时间:2023-11-06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颜国伟:李光耀留给我们回答的作业

如果在面对艰难考验时,社会有夯实的人文底蕴,能不断涌现出敢挑重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翻转命运的社群栋梁,那才真正回应了李光耀的死亡之忧,预防新加坡走向没落。

“人类进步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必然的。追求正义的每一步,需要有奉献情怀的个体来成全;这些人备受煎熬与挣扎,却始终坚持不懈,心怀理想。”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语道出真正领袖拥有的襟怀,而李光耀就是其中一位当代政治界最伟岸的人物。李氏最鲜明的形象,就是他的务实作风;表面看来,他与理想主义搭不上关系;而现代人对理想主义的定调,就是空想与不接地气。如果是一位魅力型的理想主义者,那就更加危险了,因为二战的教训告诉世人,这类人危害世间的风险极高。

但是我们都会认同,李光耀符合上述描述——他既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务实与理想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务实绝非现实,真正的务实者,必须拥有开放的心灵,才能洞察真相,作出准确判断;而开放的心灵,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具备。

随着李光耀的辞世,生命里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本地第一代政治领袖都已烟消云散。第二、三代的接班人,因为有很长时间与这一批先驱人物共事,加上成长于社会尚未全面市场化的朴实年代,在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之下,都受过深刻的熏陶与教诲。接下来的第四、五代,乃至年轻世代的国人呢?

透过硬体建设,例如建国先贤纪念园,展示的只是文物与史料;让学者进行李光耀思想研究,“李光耀”变成思想体系,成为概念游戏,将之运用到公共行政与政治,恐怕将异化成封闭性、排他性强的意识形态。把李光耀处理过的棘手问题打包成商学院案例,作为领导力教材来使用,则时间愈久,后人愈难把所学的与现实结合,原因之一是历史不会重复,其次是我们已进入变动急速、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一切抉择以整体核心价值为依归

李光耀说过:“哪怕我在病床上,或者就快要下葬,只要我感到事情不对,我会站起来!”这是他的死亡之忧。如果把“我”换成“我们”,就能深入这句话深刻的意涵,也是国人必须作答的作业:如何在新加坡人身上,重现像他那一代人所具备的理想主义情怀?

因为李氏的务实,一方面来自开放的心灵,另一重要源头来自理想主义实践者所具备的价值主体精神:一切抉择,皆以超越个人的整体核心价值为依归,而不是拿捏利害、盘算个人利益得失的精明计算。

环顾世界,市场化的酸雨已将人类2000多年积累的高贵人文价值腐蚀锈烂。人的一切行为,离不开个人核心利益的盘算,精英阶层尤其如此,美国就是个例子。美国文化之病,病在富裕的反噬:一个高度物化、市场化、机械化的社会,富裕阶层宛如韩剧《鱿鱼游戏》刻画的那样——顶级富豪为了驱走空洞乏味的存在感,把人当成赛马,让人互相厮杀,而自己就坐在视野最佳的位置上,一边吃着高级料理,一边享受这场腥风血雨,最大的操控者还亲自下阵,以享受更强烈的快感。

目前新加坡还是世界的模范生。然而,已有执政党领袖认为“行动党打造的成功,已倒过头来让自己成为受害者”。这个吊诡现象,一样是富裕反噬的病征;值得庆幸的是,如果具备历史眼光与魄力,我们还来得及更换赛道。

20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一书中指出:一个过于富足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他称之为“大众人”——有着严重的自我封闭性格,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视之为自然权利,并且志得意满,不愿意倾听他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提交裁判;此外还要干涉一切,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不惜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认为应有的权利。值得留意的是:奥尔特加的“大众人”不是根据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来划分的;即使在精英群体中,也充斥着这类型的人。

环顾全球,愈富裕的国度愈充斥这类大众人。提倡协商式治理虽然可以淡化李光耀强人政治留下来的阴影,但是解除不了“大众反叛”这颗计时炸弹;而社交媒体的演算法,按用户浏览过的信息类别不断推送同类标签的资讯,所产生的强大回音室效应,已造成所有社会无可幸免地碎成心灵极端封闭的多元,疑惑少信,党同伐异,构成社会撕裂的断层。

现在是时候重视开发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文教养了!世人皆钦佩李光耀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却少有人洞察到在他创造有形物质的背后,那股强大的生命动能,源头来自坚挺的价值精神主体,让他能逆势而为,逆势而创造,把新加坡变成闪亮的小红点。

从他身上得到的启示是:唯有让国人树立起价值精神主体,才能解除富裕反噬的威胁,打破封闭的心灵,生起家、国、历史、文化的他者意识。

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如同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里的描述:人人都被欲望刺激,拼命向上爬,对失败充满恐惧,财富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而财富又不断地转手,牵动所有人拼命在节约或赚钱。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稳定的力量,所有人的精神变得萎靡,行为堕落。

托克维尔还指出,这样的社会将令民主覆没。为了维持社会有序的运作,未来的治理必愈加依赖威力强大的科技;我们已在抗疫期间深刻体验过,人在科技牢牢控制下活着的苦况——情绪紧绷,行为越来越机械化,大家都须要按标准作业程序(SOP)才能生活,日子久了,人越来越像赛博格(Cyborg,半机器人)。

和谐社会如果诉诸控制来维护,如何让生活在这种土壤下的人们,活出豪情壮志,超越斤斤计较的小得小失?这股生命力萎缩了,剩下一副僵化的运作系统,当骤变与巨变降临时,到哪里去找像李光耀那样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创造奇迹的社群栋梁?

夯实人文底蕴培养挑重担栋梁

李光耀启动的社会改造工程——和谐社会,现在已来到分水岭;线性顺着走,借助强大的科技与严密的法律,让一切都受控,把国家意志集中于管治精英一群,打造的是风险集中、机械化、缺乏活泼生命力的社会。

综观人类几千年历史,社会维持和谐的时间很短暂,长期动荡是常态。升高思考维度,如果在面对艰难考验时,社会有夯实的人文底蕴,能不断涌现出敢挑重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翻转命运的社群栋梁,那才真正回应了李光耀的死亡之忧,预防新加坡走向没落。

数十年的工匠教育,新加坡人的存在,是按经济需要的功能精细定义和培养的。这种教育很难产生如许人才,能够在特定历史场景带来的局限与挑战下,果敢进行价值抉择与价值创造,凝聚共识。这也是全球面对领袖荒的最核心课题。

所谓价值创造,就是赋予人意义、希望,以及奋进的方向;而价值创造的主体,需要敏锐的心灵、强大的意志力和开放的胸襟。这样的生命品质要靠坚定的精神力量,真切的人文素养,和博古通今的学问来养成。由经济思维与利益主导的教育,无法培育出这样的社群栋梁。

作者是社会企业人文与生命学堂创办人

赞一下
(0)
0%
赞一下
(0)
0%
相关栏目推荐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