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是李光耀先生百岁冥诞，我参加了同安会馆举行的蔡裕林先生《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新书发布会。与会学者在讨论环节中，曾多次提到李先生是人，不是神。一方面固然不应将他神化，以至于成为特定党派或任何个体可以从中汲取政治资源的神圣对象；但另一方面，也不应为批评而批评。李先生一生确实存在若干值得反思之处，有些也已获得他自己以及后来新加坡领导层的政策修订。但是，我们依然不应脱离当时世界与新加坡的具体情境来加以评判。

李先生对于新加坡的重要意义，非仅限于在他领导下新加坡实现了在主要制度框架上由无到有，以及国家力量上由弱到强，由穷到富的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他离世几年后，除了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整体国家个性也同样受到他的深层影响。从形而下而言，这表现在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公积金与住房政策、国防与军事战略、种族与宗教治理等方面，都存有李先生思想的烙印。与在他之后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李先生极具“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他在国家须要作出决断之时，总能当机立断，并将国家一次次从沼泽带向通衢。他非仅具有超凡的政治洞见，也有旺盛的政治精力与激情、济世抱负；再加上他极为强悍、理性、务实，直言不讳又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足以使政治影响遍及新加坡的方方面面。

像他这样的超级领导人，既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新加坡瞬息万变的时代产物，更是在国家起步期的危局中，新加坡人对领袖具有天然亲附感的投射。随着国家发展步入正轨，民众更加富足，物质与精神选择日趋多元，魅力型权威必将淡出新加坡政治舞台。

只要将李先生与李显龙总理那种温厚慈蔼、充满感性与人情味的执政风格一比较，就可以发现二人之间，以及时代之间的沧桑巨变。李光耀在退出政坛后，依然快人快语，以至于李总理有时还要事后灭火，这也可以看出政治风向的变化。这种情况也是历史常态，开国者往往具有强烈个性，后代领袖则往往会偃武修文。李光耀作为个人，可以一辈子保持个性不变，但新加坡作为国家，则早已大步向前。

在一个被人戏称为“保姆国家”的弹丸之地，李光耀可能一直以身为保姆为荣，但新加坡国民早已在精神上成长起来。更适宜的治理方式可能是兄长式的关怀，而非家长式的严词厉语。即使家长确实是为了孩子利益而呕心沥血，但孩子长大后的自我意识觉醒，却是一切改变的终极动力。新一代国人当然不会像建国与立国一代那样，对李光耀有着强烈的个人爱憎之情，并且他所制定的不少具体政策，也不断受到此后几代领导层的适时修订。即使如此，李先生的政治与精神遗产，依然值得我们蒙受其益者的反思。

介乎中西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个人觉得，李先生最伟大之处，还是替新加坡选择了一条介乎中西，且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新加坡作为殖民地，在英国退出后，其政治、法律、经济框架与文官制度都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一点与李先生和西方文化的渊源有很大关系。他从小受的是英式教育，一直到大学为止，所接受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法学训练背景更对他尊重法律、杜绝人治的做法有重大影响。西方思想比起东方文化，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曾受过民主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洗礼。

李先生与吴庆瑞、杜进才等建国元勋，也受过“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故而对中低层民众的利益一直保持清醒的认知与共振。这种同样源自左翼思想的政治选择，与激进的共产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是新加坡能够在建国之初就通过长远规划，解决了安居生活的基础——住房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们将本地与英国治下香港对住房问题的处理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两地经济发展思路上的重大差别。虽然在国际思潮中，民主社会主义随后式微，但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让普通民众落在经济发展后面，这种思想对新加坡还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职是之故，新加坡形成以现实环境为考量的务实作风，并且在国际乱局中特别强调秩序、稳定与渐进的改良主义风格。

然而李先生毕竟见识过集权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严重弊端，因此锻造了新加坡式的高质量的“民主反馈式政治”。李先生的个性极为强硬，他一生致力于将选贤任能的制度，作为本地政治运转的基础，国人也一次又一次地将选票投给了有能力的政党。这表明，在善政治理的前提下，民众并不一定会天然反对一党长期执政。前提是除了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人民依然能拥有畅通地自我表达的途径，与充分的选择自由。议会民主制的保障，又足以让技术官僚集团感受到持续的外在压力，不断微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新加坡的政府与民间，过去几十年，正是以这样一种有效的方式达成高效的运转。各种族、族群的多元参与，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等，则是这个廉洁且透明的系统长期有效运转的副产品。李先生一生之中，致力于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国家运行制度，以便让新加坡摆脱任何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影响。时至今日，足以告慰建国先驱的是，新加坡真的做到了这点。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