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向来怀疑定居西方的一些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的描述，总觉得有的华人似乎过度美化西方政治，比如强调政客的低薪、奉献，似乎有一种下意识把西方政客“道德化”的倾向，甚至反过来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自己始终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总是倾向腐败和滥用特权。

在笔者看来，一些定居西方的华人对西方过于美好的观感，可能一方面源于和中国政治的不断对比与心理投射，另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官员本人的道德期许，而后者习惯于以是否“牺牲”和“奉献”来衡量官员，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道德完人身上。

在这过程中，有的人可能也在制造一种“新的乌托邦”。这种类似“皈依狂热”的过度赞美，恰恰导致华人的观感和真正本地人的实际感受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以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原则来看，对掌握权力的人保持警惕，始终认为掌权者有腐败的可能和工作敷衍低效的现实，不仅符合对人性的基本认知，也符合权力会导致腐败，因而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的理论。至于从事公共服务的人的动机，究竟是追求个人志趣、名望，还是诚心为人民服务，其实是次要的。

笔者从学校毕业后，真正融入美国现实生活，就业买房，养家糊口已经17年。连续居住在同一个不大的城市很长时间的真实感受，首先是：美国一个典型的内地小城市的管理，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太感受到政府存在的状态。实际上，笔者从来不知道市长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郡守”，但生活从不受影响。笔者夫妻都工作，生活中的本地同事朋友，在这17年内从来没有人议论过现任市长是谁，基本上无人关心这个问题。

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在以中产阶级民间自治为核心的体制下，一般人只要照章纳税（联邦、州、市三级收入税以及房产税），正常生活，大多数时候可以不和政府产生任何关系。市政府的办公楼只有两层，随便出入，工作人员都很和蔼，日常负责的事情包括通知垃圾清运公司运走大型家庭垃圾、置换政府发放的垃圾桶、提供土地勘察卫星图片、地契存档等。

在笔者和政府打过的少量交道中，包括前院草地上死了一只野兔，须要政府派人把野兔尸体运走和处理，以及为了和邻居后院搞好勘界，找政府提供卫星图片。但真正的勘测和确定领地边界，还是要雇佣专业和付费的公司进行，如果不得不进入诉讼，则有律师事务所供咨询，但都和政府本身关系不大。

有一次，因为有一片属于我家沟渠地带的草因一时疏忽没有注意割，就很意外地收到政府的一封警告信，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割好，否则就会罚款。这时才发现，不仅市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政府也有两只看不见的眼。如果房主须要扩建住房，增加实际使用面积，也要得到政府批准。住房面积扩大后，房产税会随之上升，而政府雇员会驾车四处游走，监督查看有没有违章建筑，但修建或在自己领地界线上扩建分隔围栏，则不必政府批准。

从上述实际经历来看，地方政府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涉及税收、公共环境及公共卫生。

在一些和家庭与个人不直接相关的事务上，美国地方市政府主要负责道路和桥梁的维修和扩建，维持警察系统与学校的运作，以及社会福利的申请和发放。本地的公共图书馆属于公营单位，但在面临经费问题时，一般是向读者直接募捐。有一次，图书馆为了安装冷气机而向读者募款，每年也都要向读者发出例行的筹款信件。这就是说，图书馆并非总是等待“上级”增加拨款，而是积极自养自救。如果按照中国一般做法，作为公益性单位的地方图书馆，除了依赖拨款，还可以靠办理图书证和兼营某些营利项目以增加收入；但在美国，因为图书馆的服务全部免费，公开募集自愿捐款，就成为一种可行且常用的增收方案。

笔者认为，美国基层地方政府权限不大，管理的人口也不多，很多小城仅有几万人，多数情况下除了提供基本服务，处于几乎不存在的状态。美国人除了领取工薪、救济，或者自己经商，一般极少需要做小买卖。出现这样的需要，则开一个周末农夫市场就可以满足。在这样的农夫市场里，有的摆摊卖菜的人甚至是电脑工程师，种菜卖菜纯属业余爱好而非赖此为生。这和中国的国情可能也有天壤之别。即使在冠病疫情期间，真正起作用的也是州长签署的行政禁制命令，郡和市一级并没有以政府形式介入。

避免不必要的乌托邦想象

但是，美国的社情和制度，并不等同于为政府工作的人都是一心为公的“圣徒”。一方面，每个人志趣不同，有志从政的人可能会从基层开始积累经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雇员所享有的福利相当可观，体现在医疗保险、退休金等一般人看不见、不了解的方面，而非仅仅是账面工资，因而为政府工作不会是赔本买卖。当然这一切也顺理成章，因为人都趋利避害，看得见的高薪也好，看不见的高福利也好，名望人脉也好，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本，既是人们合理追逐的对象，也是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任何机构，吸引人才加入的必要激励机制。

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同样有贪腐，但往往表现在用公家的钱办私事。本地就曾经有过一起政府官员报销私人装修开支的丑闻，本质上属于“报假账”行为，后来受到市议会成员和媒体的追打。这个例子同样说明，人性的弱点普遍存在，只能以透明和监督加以克服。

美国法律规定，哪怕是从事社会调查的研究人员，对答卷者的酬劳都不能超过20美元，就是从法律制度上杜绝以现金形式进行利益输送的努力。但因为先花钱再报销，较容易规避相关法律和税务问题，所以美国的腐败往往会以报账形式发生，对此，监督只能一直进行下去。

笔者更希望华人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也客观看待所在国地方政治的真实运作逻辑，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乌托邦想象和过度的道德夸大，以至于反过来怀疑防范和警惕政府的永恒必要性。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