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胡温时代，社会矛盾突出；粗放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大规模人口流动和重组，造成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城乡、贫富差距和公平正义成了社会舆论热点，也逐渐成了决策者关注的中心。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长期被利益集团把持不同，中共始终没有彻底忘掉“初心”，也有同利益集团作斗争的勇气和能力，即使这些集团出自内部。

从胡温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习近平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精神本源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即破除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毛泽东已经看到苏联模式的末路——比凯南高明多了，极力想避免中国蹈之覆辙，但未能成功。习近平最近将这个民本思想，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升到“民心就是江山”，“坐江山”就是得民心的高度，视之为中共不败之本。这是他从苏共灭亡中得来的一个主要教训。

中共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它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仍然基本保留并改进了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大一统制度。这个制度的优势，除了中共常提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外，还包括维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凝聚力；培训和历练官员；长期规划和全国一盘棋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教育、扶贫、生态保护和恢复；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顶层设计与局部试点相结合的应变和创新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在巨变时代必将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有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创新和自我提高的执政党。从毛泽东时代起，“党的建设”就是一个从不间断的“伟大工程”。毛泽东用各种运动来保证党不官僚化和僵化，有活力和紧密联系群众。

改革开放开始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或思想解放运动；市场化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念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以适应更加复杂的社会；之后又陆续提出了建立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措施，以应对“四大考验”（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大规模反腐，不仅可以振士气、立新风、聚民心，也是攻克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效办法。然而，反腐虽可以化解阻力，却无法提供新动力来替代业已消失的“水涨船高”形势。新的动力和活力必须从制度设计中产生，从精神力量中获得。

集大成的时代

邓小平曾说：“再有30年我们才能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30年后，习近平启动了“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规模制度建设，以集改革开放经验之大成；目的是为今后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制度基础。

百年巨变下的国际形势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苏共倒台时，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30年后的西方陷入重重困难，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改革的呼声在西方不断高涨，但缺乏蓝图，造成左右极端化、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乱局。

“中国模式”成为唯一仍屹立的挑战者，但“共党国家”是西方和世界许多国家绝不可接受的，为此它们不惜用新冷战、脱钩等来阻止“赤祸”的再现。它们脑海里的“共党国家”仍基本停留在冷战时代，与当今的中国有天壤之别。中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靠大胆创新。

这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有人甚至认为，人类正处在第三个轴心时代：第一个轴心时代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孔子、孟子、释迦牟尼等先哲；第二个轴心时代横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文明的一大批巨人（包括马克思）。

当今这个巨变的时代，也在呼唤自己的开山祖师。中国注定了要在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如何对待苏联的遗产，能否有超越的眼光。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模式”成为唯一仍屹立的挑战者，但“共党国家”是西方和世界许多国家绝不可接受的，为此它们不惜用新冷战、脱钩等来阻止“赤祸”的再现。它们脑海里的“共党国家”仍基本停留在冷战时代，与当今的中国有天壤之别。中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靠大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