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美国大选前后，世界局势往往会出现无数的不确定性，因为无论是盟友还是竞争者，都不知道下一任政府会不会过度平衡，从而让他们失去机会。

因此，美国外交在两大极端之间的摇摆，从历史上已经证明无论对其盟友还是对手，还是广大的中立第三方，都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战后美国在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力，但同时世界也期待美国能够展现一种中道平衡的外交倾向。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也会日益受到侵蚀。

须理解自身的外交局限性

美国外交价值观的过度发展产生的相关理论，可能会带来知识和政策层面上灵活空间的减少。例如和平民主论，和平与民主是全世界所有人共同期盼的目标，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将它上升到只有这个世界都实现了民主自由体制，才会有和平的理论高度，就会出现问题。

意识形态至上会让美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高度泛化，将改造其他国家内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作为美国外交目标来追求。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路径各不相同，内部治理模式最终需要其内部实际运行的检验，标准还是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尊重内部逻辑、尊重现实很重要。

战后美国外交成功的时代，往往是很好地处理利益和价值的平衡关系，不走极端的时候。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美国能够认识到本身超群力量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性。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外交进行了大调整，从原来的防止共产主义扩散，转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让亚细安主导东南亚的地区事务。结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减少，相反美国的软实力增加了。奥巴马总统时期也比较好地处理两者平衡，这才会有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的签署，美国和古巴外交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可以说是战后首次大国协调外交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力强化了，而不是减少了。美国外交的成功在于通过多边主义发挥国际领导力，在这方面目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取代。但是，也必须看到美国对于大多数国家内部体制变化上影响力很有限，而且过度关注内部将会减少美国外交选择空间。例如气候变化、病毒防控等全球性议题上，民主外交能够做的事情可能并不多。

除了美国自身须要认识到外交再平衡，对国际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外，世界各国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对应冲击的韧性，减少自身外交受美国内部动态循环的影响。以中美关系为例，过去四年，中国可以说在贸易谈判中深刻体会了“利益至上”美国外交的特色。

美国一直要中国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秩序，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经济制裁等做法，让中国认为美国无视规则在先，破坏秩序。

中国对于美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国际秩序感到日益困惑。如果新政府执政后反过来“价值观挂帅”，那过去四年的地缘政治上打压的惯性，可能会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相互哺育，这就很有可能催生中美的竞争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认知。这样的话，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成立了。

对于中国来说，在战略上要相对减少“美国中心的思维”，要看到美国外交在极端之间的转动，不仅对中国是重大挑战，对全世界都一样。因此，除了自身调整心态之外，通过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与欧洲国家在重大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方式，建构一种多边的防波堤来共同对应，就能减少战略压力。

在一个全球化和高度相互联系的时代，美国外交能否与时俱进，逐渐跳出上述的利益极端和价值极端之间的周期性摇摆，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实现更加成熟的外交新模式，对于美国继续发挥全球领导力很关键，也是世界的广泛期待。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战后美国在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力，但同时世界也期待美国能够展现一种中道平衡的外交倾向，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也会日益受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