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在大选中获胜后，世界普遍预测美国外交会有更多的可预测性。拜登说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等，让人们期待一个回归多边主义的美国。经过了四年超常规的、不可预测的以“美国优先”为信条、超级民族主义和利益至上的特朗普外交后，美国外交的再平衡势在必行。

然而民主党执政后是否会朝着中道的方向平衡，还是会出现过度平衡的可能性，即从特朗普时代强调赤裸裸的利益至上，平衡到拜登时代纯粹的价值观至上？笔者认为不能排除美国外交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再平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杀伤力并不会比前者更小。

民主党为了显示与共和党之间的差别，在外交上有过度平衡到民主外交，甚至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政治冲动。为了恢复在特朗普政府时代受损严重的大西洋同盟，强化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友网络，美国外交面临着使用过度强调价值观外交，来快速增强凝聚力的政策诱惑。

美国皮尤研究所舆论调查显示，美国盟国对美国好感度在2016年和2020年数据形成鲜明对比，意大利从72%降至45%，法国从63%降至31%，英国从61%降至41%，德国从57%降至26%，加拿大从65%降至35%，荷兰从65%降至30%，西班牙从59%降至40%，韩国从84%降至59%，日本从72%降至41%。

皮尤在2020年夏天进行另外一个对美国总统是否对于国际形势有正确认识的调查中，美国盟国回答肯定的比率分别是德国10%，法国11%，而这个比率在奥巴马时代超过80%；日本和澳大利亚降幅也分别达到53%和61%。

拜登新政府有可能通过高调宣传共同价值观，尽快恢复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团结。将成为拜登政府国务卿的布林肯，在2019年1月与新保守主义言论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撰文，提出建设民主国家联盟或者合作网络的构想。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政治的特殊竞争环境，让民主党想通过与特朗普外交诀别，突出民主外交可能不是一两个人的政治冲动。在民主党内，想要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团结美国，具有一定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抬头，此次疫情对经济的进一步冲击，会让上述政治变化有新的推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正在遭受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

欧洲国家也面临着试图通过强调价值观外交，通过强化大西洋同盟关系，来防止欧洲团结弱化的诱因。如果美欧采取价值观至上的外交方向的话，就有可能将西方与俄罗斯、中国、伊朗核协议等各种问题，用意识形态的镜片来过滤。那样的话，今后四年的外交关系甚至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紧张情况。

中道平衡的美国外交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有积极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强烈推广美国价值观的理想主义使命感。有人曾经指出，美国在外交上强调价值观，近似于传教士那样的热情和执着。作为一个大国，强调在外交上有道义高度和价值体现，不仅没有问题，而且是必须的。　　　　

然而，过度的价值观导向的外交，就会走上意识形态至上的教条路径，让自身定义国家利益出现重大的偏差，正如美国决定发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逻辑所展示的那样。

与此同时，美国还会让盟国选边，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国际关系极化的发生。意识形态至上时候的美国，常常坚信本身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其他国家，当事与愿违时又感到沮丧，美国外交在一轮极化后，要求再平衡的内外要求不断强化。

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上的上述两重性，加上美国两党政治的国内环境，让美国外交很容易在这两大极端之间剧烈摇摆。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这会让世界秩序出现重大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