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美博弈的历程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很类似，双方在“底线清晰，目标模糊”的传统战略上，都正经历战略目标由模糊到清晰，战术手段由被动到主动，战略态势由竞争到对抗的过程。　

囿于落后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南中国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价值，曾长期得不到开发和利用，这和台湾的资金与人才曾长期贡献于大陆的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何南中国海问题对于中国，一直不如台湾问题更重要。

但和台湾问题类似，在“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下，北京同样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和处理台湾问题类似，长期用低调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十二字方针处理。“主权属我”是中国清晰的底线，但后面的三条方针需要其他声索国的配合才能实施，所以当对方不配合，甚至主动引起争议时，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就变得非常模糊。

尤其是当争议不断时，主权是否真属中国，在国际上也渐渐变成疑问。所以，因为无法主导南中国海局势，这四条方针互相之间存在矛盾。例如，如果中国的维护主权行为引起其他声索国的争议，并因此阻碍了共同开发，中国是否就应该停止维权行为，以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事实上，和其他声索国“共同开发”的目标，长期以来并未实现。

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模糊立场，还包括一直未明确标明“九段线”（U型线）的经纬度，也未明确说明九段线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海疆（国境）线，那么九段线内的所有海域和岛礁都属于中国领土。但这又和北京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似乎不符，因为北京只主张对九段线内的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九段线内所有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

国际上对历史性权利的含义众说纷纭，增加了中国主张的模糊性。曾有北京官员说明，不明确九段线位置是为了避免激化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矛盾，这表明九段线的模糊性确实是北京有意为之。

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建设“海洋强国”纳入中国发展战略、外交上强调“有所作为”、军事上推动“远海防卫”以保卫“海洋权益与战略通道安全”，南中国海问题在中国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上升，针对南中国海的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为此战术方面更加主动出击：在自己控制的一些岛礁填海造陆，建设各种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整合海洋维权机构，加强南中国海维权能力；在外交上推动分别针对其他声索国和亚细安的“双轨模式”来解决争议、维护南中国海稳定；不惜冒着与美国军机军舰擦枪走火的危险近距离干扰、驱赶对方的“自由航行”等等。

从北京的观点看，以前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低调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的，反而让其他声索国有机可乘，大肆侵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甚至率先填海造岛，建设军用设施。

尤其是自从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鼓动和联合其他声索国损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逐渐成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最大压力。所以，中国被迫出击，试图改变长期的被动局面。

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制衡战略

因为美国并非南中国海声索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曾长期奉行“不选边”政策，只是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和平手段，包括通过国际仲裁等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争议。随着中国和亚洲在过去30年快速崛起，亚太地区逐渐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中国虽然在全球范围尚无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中国成为区域霸主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大约10年前，奥巴马政府开始“重返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亚太的霸主地位。美国通过与其他声索国建立更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试图一起在南中国海制衡中国。

不过奥巴马政府针对对中国的南中国海制衡战略中，目标并不十分明确，手段上更强调国际仲裁和国际法的作用，虽然宣布美国海军部署将向亚太倾斜，但实际上制衡战略中的军事成分较少，属于以外交和舆论手段为主的低烈度制衡。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未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成功制衡中国，因为前面所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建岛、维权等措施，都始于奥巴马时期，而且都进展顺利。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未能成功制衡中国，这一点连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都不得不承认。

特朗普上台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略对抗，南中国海成为中美对抗的主要战场之一。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目标更明确，就是要保证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利，以及海空军在西太平洋的支配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