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特朗普禁令之后，有华人在8月9日发起了主张禁止WeChat和TikTok的白宫请愿书，目前有34939个联署签名。不论这个请愿是否能在30天内达到10万个签名目标，关于WeChat的诉讼，势必使美国媒体、大众、政府与国会更加关注海外华人的用户体验，也会加强审视软件对于美国用户（包括华人）数据的审查和搜集。

尽管腾讯一直坚持WeChat的服务器位在海外，海外用户不受到国内的监管机制，但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WeChat借着AI及人工机制密切监视国际用户的活动，并使用监控所得的数据训练其审查系统，用来加强控制中国境内用户的审查机制。

美国记者大卫•吉尔伯特在年初通过网络征集微信用户，希望能了解他们对于微信删帖封号的体验。2月12日他在《Vice传媒》发布文章，显示微信如何打压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讨论，受访者分布在北卡罗来纳州、费城、旧金山、特拉华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休斯敦、宾夕法尼亚州、亚特兰大、印第安纳州、加拿大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各地。吉尔伯特得到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科技公司走向全球，中国也有能力审查大陆以外的通信。

特朗普的WeChat禁令引述了一个2019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研究者发现一个包含数十亿条微信信息的中文数据库，其中的信息不仅来自中国用户，还来自美国、台湾、韩国和澳大利亚。行政令因此表示：“微信也对中国共产党认为对政治敏感的内容进行审查，也可能被用于造福中国共产党的虚假宣传活动。”

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约瑟芬•沃尔夫认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倡导开放全球互联网的构想，使世界各地的用户能够访问相同的内容和服务。如果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安全数据和网络只能来自其境内，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从根本上不相信无国界的互联网。

这个论点已经遇到反驳。倡导自由开放互联网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尽管特朗普不适合作为这场关于“争取互联网灵魂的斗争”的主导者，但美国不应该再容忍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互联网开放性“不公平的不对称”，因为开放性互联网的特权仅仅应该提供给“来自尊重互联网开放性国家的公司”。

以研究言论自由和信息战闻名的吴修铭有一半华人血统，他在2002年因提出“网络中立”一词并倡导平等使用互联网而名噪一时，代表著作有《主交换机：信息帝国的兴衰》（2010年）以及与杰克•戈德史密斯合著的《谁来控制互联网？无边界世界的幻象》（2006年）。

吴修铭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先驱，视互联网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监视和思想控制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功能。

吴修铭认为，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盛行的全球互联网愿景正在受到挑战，当时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建立一种普遍通行的网络，一种数字的世界主义，将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但现在没有人愿意为那种幻想买单了。因此吴修铭认为，如果要实现互相尊重的开放性互联网，拥有这种价值观的国家就必须开始对破坏开放性互联网的势力进行反制。

《世界日报》在8月15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微信被禁华人提告，好意思吗？”的华人文章，质疑华人组团聘请律师，要对美国政府发起诉讼推翻禁令。该文作者认为，尽管华人有权利提讼，但如果这部分华人一意孤行，会对整个华人群体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观感更雪上加霜。

为什么呢？该文作者认为，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不但对政治敏感内容进行审查，也被用于“大外宣”，“凡是有一点良知要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人士，都有自己微信号被禁言，甚至彻底被封的经历。微信不但是打压不同声音、限制言论自由的大杀器，也会自动捕获其用户大量信息。”

因此这篇文章认为，大批华人虽然身在自由世界，却“让自己的脑子自带防火墙”，在美国维权，却不敢说美国禁令只是“抄中国作业”，因此要起诉美国的微信用户，也会让其他族裔对华裔的偏见进一步加深，因为他们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骑墙派”也不好受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即使有些华人想要保持“中立”立场，也免不了惹人嫌。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19日发表题名为“中美对峙中，我们这种讨人嫌的骑墙派”的观点评论，作者黄乔治很生动地描述了夹在两种观点之间的尴尬：国内体制内工作的家人朋友批评他“斗争意识不强”，而在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工作的朋友们要他表态支持美国对华强硬的举措。

黄乔治写道：“从贸易战到媒体战到所谓‘新冷战’，从针对华为到针对TikTok和微信，从绿卡的暂缓发放到留学生网课签证新规，从制裁军方背景高校到制裁中国政治局委员和孔子学院，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2020年对于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紧张、焦虑和难上加难的一年 ……对于我来说，近来一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愈发强烈，主要是因为在中美两边的朋友讨论政治话题时，都能明显感知到对方对‘骑墙派’的敌意。”

近年来美国对华鹰派组织如“迫切危险委员会”直接点名华人组织如“百人会”，攻击这些组织选择在自由的美国维权，却选择服从中国的“禁口令”。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华人也将面临同样的指责，逼迫他们“选边站”。

目前虽然微信在美国的命运未卜，但可以确定的是，特定华人组织对美国政府的诉讼，将触发许多“骑墙派”华人不满微信动辄删帖封号的审核和数据收集制度，但又无法从微信生态圈“断奶”的“爱恨交织”，也将引发新一轮的质疑：为什么那些挑战美国行政令违反言论自由的美国华人，对微信的违反言论自由却选择性地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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