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四十多年后，中美关系仍旧是世人最期待基辛格能说些什么的大题目，尤其中美关系微妙的当下。基辛格回顾中美自1971年以来的关系演变历史，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拓展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什么？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这一论断今天仍旧成立，尤其在中美继续面临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之时。基辛格认为，中美问题应该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他强调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他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恰当标签应该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

基辛格认为，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注重国内应该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基辛格的提议，立足点仍旧务实，这对于两国人民以及全球福祉显然大有裨益。更进一步，针对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两岸彼此竞争的格局，他提出了中美走向“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这是一个包括日本、印尼、越南在内的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简单划分为“中国”或“美国”的体系。

任何国际体系，其基础在于结盟与互信。基辛格的构想，听起来与过去几年的热门词汇“中美国”类似，只是少了非此即彼的咄咄逼人之感，多了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

无疑，写作《论中国》起初的定位，应是中国之外的读者。或许，是书中对中国语气始终称得上友好热情，甚至引发一些西方评论者的质疑：基辛格对毛泽东甚至中国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友善”？事实上，这也是基辛格一直受到西方政界和学术界诟病的原因之一。

这倒是可以引用书中一个细节，作为注脚。当年基辛格秘密拜会周恩来，为中美关系破冰之际，为了避开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基辛格想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他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听闻此言，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事实如此，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再那么神秘，渐渐融入了世界，逐渐步入正常国家序列。

然而，对比中国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在国际舞台以及外交领域如何以更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相处，仍有不少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对此，每个国人都难以回避。

而这对于国内历史的“去魅”以及“去神秘化”将是重要一步。今天，基辛格的著述对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吸纳其在外交领域的建议，更在于对国内问题的启发。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谈中国，不能不对应说说基辛格如何谈美国。读基辛格，一定要注意他并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他的外交立场，是现实主义立场，这其实和美国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有些格格不入。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曾经如此吐槽，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指出，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与众不同，导致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  

可以说，美国外交同时具备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不同结论；他也不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反过来说，中国也许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但是也应该了解美国人的观点。

毕竟，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为作者通识系列之一。更多可见公众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与《徐瑾财经》）

《论中国》

作者：[美]基辛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