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另眼相看。在这次冠病疫情中，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向美国寻求帮助。这是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过去，美国总是其盟友寻求帮助的首要考量，而美国也大多为其慷慨解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变化，使得美国的盟友开始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德国总理默克尔6月26日在接受英国《卫报》等欧洲六家报纸联访时说，不要认为美国仍想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自愿放弃世界大国角色，德国须“深切反思”。

美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并不是没有深刻认识。至少从奥巴马当政之后，美国开始了减少对国际事务的承诺。这些肯定是要影响其国际地位的。同时，美国大大低估了中国崛起的速度和中国崛起的走向。美国政治人物希望中国变成另一个西方国家，这是可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可以挑战美国；一旦成为民主体制，美国总是能够找到干预这个国家内政的有效方法。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同政治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有效方式。在美国看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国际层面，尽管认同政治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远比意识形态广泛，因为认同政治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族、民族、宗教等因素，也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在内的社会世俗价值观，更可引申到文明之争。

如果这样，美国便可以结成广泛的政治认同国际“统一战线”。的确，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美国高官和国会议员近来一直在向其盟友和世界兜售这样一个概念，即他们是否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付中国，“并非中美之间的选择，而是专制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早些时候，美国官员也直言不讳地把中美冲突视为是“文明冲突”。第二，如前面所讨论的，认同政治可以通过分化中国内部，促成中国内部的变化。

“作用与反作用”的模式

美国对中国的认同政治战，会把中美关系导向何方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物理世界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无论哪一边有什么样的动作，另一边必然机械地反弹过来，从而进入了自由落体模式。自冠病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的任何举动必然导致中国的强烈反弹。

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模式尽管可以理解，但对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即中国容易陷入美国所设定的认同政治议程。两国抗疫明明是两国内部的事情，因为抗疫是否成功，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本国的老百姓的生命，而不是另一国的老百姓。美国因为各种因素抗疫不力，试图推责中国，毫无理由地把疫情传播和中国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即使在美国国内，反对推责中国的声音也不小，因为推责中国解决不了美国的疫情传播问题，拯救不了美国老百姓的生命。

但很可惜，被视为是中国的强有力的回击，很快在中美关系之间上演了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和生活方式之争。美国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中国的威胁，而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针对中国的“保卫战”。至少在民间层面，中国也具有类似的认知，导致了高涨的民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美国争锋相对，以牙还牙。

人们把这个局面与美苏冷战期间两国意识形态冷战类比。的确，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美苏两国最激烈的战场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美国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不过，就美国所展开的对华认同政治战来说，中美在这个领域的情况，可能要比美苏冷战期间的情况更为糟糕。毕竟如果美国人相信“文明冲突”，这种冲突并不存在于美苏关系中间，但存在于中美关系中间。

实际上，就认同政治的范畴来说，美国可以把这种冲突扩展、扩散到任何一个领域。这里的核心在于，一旦美国通过认同政治把中国妖魔化，美国对华实施怎么样的政策都具有了道德的高地。

中国如何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认同政治呢？如果美国搞认同政治，中国也搞同样的认同政治，两国必然陷入认同政治的恶性循环模式。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

经验地看，中国其实可以有更有效的方式，即包容方式。包容也是中国世俗文明最主要的特质，这个特质也使得中国文明吸纳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但即使人们不讨论久远的过去，1949年以来的经验，也足以说明包容方式的有效性。

建国之后，中国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决裂之后，中国也经历了高涨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表明他的务实政策，即国家政策不为已有的意识形态所制约。尽管当时美苏处于两个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但毛泽东的务实政策，促成他把美苏两国同时视为“霸权主义”。

尽管处于“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本身的意识形态相对，但所有“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中国交往和合作的对象。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之后，中国更是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美国结成了准同盟，共同应对苏联帝国主义。

邓小平的“不争论”更是包容方法的体现。针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制度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之后，中国有机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引导了中国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邓小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化”，但从来没有停止与西方对话。即使在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问题上，中国也一直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和西方保持对话。经验表明，只要通过对话，很多领域都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毕竟，实际的中国并非西方认同政治中的“中国”，更何况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

一句话，在美国开始把中美关系导入认同政治战的时候，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让美国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的问题。

（作者是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