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后的动荡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在1918年掌权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动奥地利并入德国；这一步永远不会得到同盟国的支持。对艾伯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关键不是领土扩张本身，而是——就像格沃斯所说的——兑现1848年德语地区革命的自由主义承诺的努力。

这件事最终无果而终，“大德国”变成了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执迷。但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建立了一种福利资本主义，这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欧洲是非常先进的。商界和工会领导人就工资仲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在公司董事会的代表权达成协议。

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开始成形了。没错，魏玛从一开始就受到困扰，因为“极左和极右的少数人一直拒绝”接受1918年革命和新政体的合法性。然而格沃斯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说明魏玛并不像许多历史学家夸大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

对于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扬科夫斯基来说，20世纪30年代初“混杂着孤立主义的自负、和平主义的遐想、革命的狂热、想象出来的对种族、民族或阶级的生死存亡的威胁，以及种种集体妄想”。他的核心论点是，从1932年秋到1933年夏初，“世界终于从战后进入战前时期。”

他强调，这并不等于说全球战争从1933年年中开始就不可避免：“……20世纪30年代不断扩散的失序状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句号。本来未必要发展到这种结局。”换句话说，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很重要，而且“的确，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

扬科夫斯基通过专注于一系列事件来阐述他的观点，这些事件或者对摇摇欲坠的后凡尔赛国际体系造成沉重打击，或者象征该体系的衰落。对世界和平来说，这些事件并非都是明白无疑的不祥之兆。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给人们带来了采取有力措施抗击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希望。在同月的德国选举中，纳粹党人得到的票数比1932年7月少了200万张。

然而，正如扬科夫斯基所说，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支持者们坚定认为，任何国际承诺都不应妨碍国内经济复苏。入主白宫后不久，罗斯福就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并破坏了伦敦经济会议。他的行动有一些好的理由，但事实仍然是：就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走上自给自足和备战的道路之时，美国——就像之前的英国一样——开始放弃旧的经济秩序。

同样，罗斯福在当选之前很久就收回了他对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热情。1933年，他领导的行政当局看不出有任何好处卷入抵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努力。直到30年代非常后期的时候，罗斯福才开始挑战国内的孤立主义。

至于德国，由于保守派精英决心一劳永逸地废除魏玛民主制度——该制度已被经济危机大大削弱——纳粹党的选举挫折最终无关紧要。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曾有一句著名的预言：“我们会把希特勒逼到一个角落，让他尖叫”，但决定让这位纳粹党领导人在1933年1月成为德国总理是灾难性的误判。

在世界各地，国家自给自足成了自由和威权两种政治体系的战斗口号。苏联敌视资本主义列强，而西方怀疑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对他在国内的镇压存在误解。扬科夫斯基以经济和裁军会议失败为他的书作了黯淡的收尾：“伦敦和日内瓦，同样失败的两个舞台，向世界展示了相互依存的消亡。”

《1918年11月：德国革命》(November 1918: The German Revolution)，作者：罗伯特•格沃斯，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建议零售价：20英镑/25.95美元，329页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1933年的漫长冬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All Against All: The Long Winter of 1933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作者：保罗•扬科夫斯基，Profile Books/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出版，建议零售价：25英镑/32.50美元，454页

托尼•巴伯(Tony Barber)是英国《金融时报》欧洲评论员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