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与当今是否相像？魏玛共和国是否注定灭亡？两部关于那段时期的引人入胜的著作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历史有两个不易觉察的陷阱。第一个是从后视镜里看历史的本能。由于我们知道那段时期以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告终，因此诱惑在于得出结论认为：10年或20年之前的事件已经注定了这一结局。这种决定论往往伴随着如下假设：实行民主制度的德国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魏玛共和国在1933年垮台，被纳粹党独裁政权取而代之，是一步步滑向战争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陷阱是，人们倾向于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与我们当今时代的麻烦进行过度比较。没错，威权统治者和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势，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国际主义名誉扫地。但是没有两个时代是相同的。正如保罗•扬科夫斯基(Paul Jankowski)所指出的：“侵略性的独裁政权，以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赋予（20世纪30年代）一张独特的面孔；而环境危机、核扩散和网络空间‘丛林’的幽灵，给了我们所处的（21世纪20年代）一个不受欢迎的特征。”

扬科夫斯基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和罗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的《1918年11月》(November 1918)是近年出版的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最引人入胜的史学著作。扬科夫斯基的目光超越了欧洲，追踪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事态发展。他对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事件进行了有价值的详细描述，比如日内瓦裁军谈判和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

与此同时，格沃斯的书试图纠正他所称的“把魏玛看成一个胎死腹中的共和国的非常片面的印象”。在他看来，这种解读掩盖了一个事实，即1918年革命诞生了统一后的德国史上到那时为止最进步的国家。身为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现代史教授的格沃斯写道，在成立的头四年里，魏玛共和国战胜了对其稳定的无数挑战，到1923年进入“民主失败几率似乎远小于其巩固几率”的状态。

推翻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那场革命正赶上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促使旧政权的保守派和新一代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编造了完全虚假的说法，即不爱国的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其他“叛徒”让德国输掉了战争。反动派们把1919年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责任推到魏玛的温和派政治人士身上；此后多年里，在很多德国人的脑海中，那份条约的苛刻条款与革命和随后的民主实验联系在一起。

“德国的这场革命是一场非常德国的革命——即使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法国人的野蛮行为，没有俄罗斯共产党人的过激行为。”1918年11月10日，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不幸的是，这一判断下得过早了。

1919年1月，极左派的一次政变企图，让德国的民主政治人士去依赖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Freikorps)民兵来镇压潜在的革命者。对魏玛的未来来说，问题是自由军团不仅反共，还憎恶这个召唤他们出手相救的共和国。不仅如此，这个新共和国的各个机构，如武装部队、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和警察机构，都充斥着民主意识不够强的死硬分子，在这一点上，格沃斯本来或许还可以用更大篇幅论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