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有已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四个主要部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共产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一时社会革命价值以外，完全不具有科学性而已证伪。马说除了点燃了无产者发动社会革命的火堆的理论---在相比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而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进步思想---有比较系统化之外，没有也不可能给予那些按照这一学说发动社会革命夺取了国家（政府）领导权的人们，以任何在治理国家与发展生产力上的有效理论或者知识性指导。这正如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一次外事活动时有外宾问毛泽东：你们说搞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想过。

卡尔.马克思在本质上与中国古代的孔子具有类似的思想特质，是一个具有很高综合思考能力而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政治思想家。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当时处于整个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孔子系统地汇总了在他之前的全部文化典籍，创设了继往开来的儒学体系。马克思身处社会分工细化、世界市场形成而带来社会生产力迅速膨胀的欧洲。这时的欧洲，面对着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与社会财富迅速地从全球聚集到了欧洲，人们的观念与社会矛盾同时面临着急剧的变化。这时，土地与农奴、雇主与手工业主之间的关系，迅速由资本家与劳动力的关系所取代，并且货币资本从生产关系中独立了出来，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和因素。马克思深入地思考和整理了私有制、商品、货币与生产力、社会矛盾之间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试图找到系统阐释这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找出解决方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生产与分配方式及由其决定着的政治运行体制，并结合近代社会主义学说与共产主义观念的理论萌芽，进而形成了系统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建构学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学说建立在了一个由哲学、经济学、社会革命与社会理想相结合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基础之上。他的学说以“完整”和“严谨”的姿态出现，在当时，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学说体系和社会改革思想体系，令在欧洲及全球的许多思想家惊呼、狂喜乃至惊恐，迅速淹没了许多零碎的、不成体系或者说还来不及对于人类当时的现状与未来有进行系统性思考并建构的学说思想或者理论，许多还来不及进行系统思考的学者和社会改革者，一时间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功而只好落荒而逃。马克思的学说思想沉重地打击了——究其根本，是在市场化、法治化、社会综合治理能力还十分欠缺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马克思差一点就彻底摧毁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否定资本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构框架，自以为找到（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根本出路。

但实际上，不但没有，而且将人类引入了一个重大的误区——那样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建成，即便在某些区域予以强制性地建成，也只能是一个在根本上违背了人类自然属性的反动。这种制度设想与人类的生物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冲突，不可能为人性所接纳和支持，相反为人性基本所排斥。人类虽然具有社会（共同群居）生活特（属）性，但始终以生物属性为基础、前提与根本，生物属性始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属性。马克思根本没有洞察到这一基本事实基础及其关系。由此，导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整个政治经济学说思想体系经不起人类社会实践检验而轰然倒下。

马克思的天才和大爱在于，他并非站在一个工人、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为视野，他把所有的工人当作一个阶级，从当时全球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去审视其中的无产阶级，去思考无产者的命运因果与命运改变的根本途径。他着眼于立足整个社会制度建构去改变所有无产者的命运。他在谈到工人工资与工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时写道：“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为贪欲而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马克思尤其将资本、资本的权利及利润、人的命运这样一些之前不为人们仔细思索的元素予以清楚地解剖开来，并洞悉了工人（无产者）的命运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此系统地提出重建社会运行体制的政治改造主张。

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倚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希望找到中国贫弱的原因并志以改革、图强，另一方面又根本还没有能力进行类似马克思这样地去系统、深入思考社会因果与改革方法，或者说基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土壤，根本还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系统思考而得以产生这样的集成思想大家。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然是以农业、小农经济、手工业作坊为经济主体，尚未形成大规模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到处都是无知无识甚至缺乏人性起码觉醒而汲汲于生计的广大民众。

今天的中国，必须要让全社会去充分自主、自由地培育像华为这样奔赴全球开拓市场与追逐利润且具有强劲发展动能的全球性企业。这是自由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必须彻底打破国有土地与资产垄断，把企业兴衰交给市场，使企业内生动能充分释放，并根本剥离利益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赖以寄生并非法获利的土壤。“社会主义”名义之下的对于资本和个性天赋的禁锢、对于经济利益的非法占有与由政治集权之下对于人的自然秉性的妨害，已成为广大民众为实现充分幸福既而民族崛起而奋斗的严重阻扰。

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治理探索迄今最为成功而可行的社会发展体制。民主政治，并非意味着利益均等，更非能力均等，但必须有不分体制内外的社会参与机会上的一体均等。全面民主政治、全面市场经济、全面法治国家、全面言论和思想自由，是全面释放全社会生产力的惟一可行正道。

一党执政政制之下能否落实（兑现）根本性民主政治？多党政制是否已经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配套机制？笔者认为，政党制形式与民主政治之间，仍然有可能予以分轨处理而不为过于互相掣肘。中国在现有一党执政之下，可以采取由政党推荐出各级行政、立法、司法机构领导人选，再由各级人大组织进行直接选举而产生（组建）各个国家机构。比较理想的机制是，中共推荐人与其它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推（自）荐人，在人大组织下一炉竞技，产生最终的各个机构领导人。但选举产生之后的领导人，必须要实行对全体选民和公众（或者民意代表机构）直接负责，由选民和公众（民意）直接考评各级、各机构领导人的社会和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绩效。人大（立法机构）负有直接产生或者罢免各国家机构领导人与审计各级财政的独立权责。这可以称之为有限或者基本民主。基本民主可以作为根本性民主政治的先行过渡。

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文本已于1月15日签署，关键内容有三点：1、在随后二年，中国增加自美进口相比于2017年二倍计的2000亿美元产品；2、美国金融资本与产品几乎不设限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进一步开放并加速改革相关体制（法律）；3、美国继续保持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压力，文本要求“中国应该如何”的82处，要求“美国应该如何”的仅有三处。如果说这是美国的胜利，毋宁说这是中国的胜利。美国取得眼前经贸利益，中国则将在倒逼改革之下加速整体发展。这份协议对于中国的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中国内生改革，提升中美经贸关系深度融合，但也必然至少在短时期里损害全球经贸动态平衡。

中国治理品质会往何处去？如果说对于美欧及其他国家，还未形成一个清楚思考，这根本不足为奇，但如果中国人自身还长期没有一个清楚的正确思路，那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治民、治国、治世，中国领导者应当有更高、更加深远的哲学能力（时空)去认知、思考与作为。创造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全体民人，绝不是那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幸福、成就、创造、强盛来源于民众，要切实致力于建构起有利于全体民众良好生息与施展内在创造力的国家治理方式，要让机制去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去服务于机制。以切实地爱国、爱民、爱民族为出发点与以在骨子里的爱权、抓权、用权为出发点，这两者之间殊途而不会同归。

中国社会治理和发展的诸多国内外阻滞与危机，依然十分严峻。在现有全球两大“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治理方式依然存在而对立的情形下,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思想与言论自由已经良好实现的治理生态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尽快摸索建立可持续、可复制且能与全球主流共进退的治理方式，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必须要有以将自身纳入全球的全局动态发展的系统战略思想决策，有予正确规划和处理好自身与全球各国（地区）之间的动态发展平衡关系。惟其如此，才能在面对全球大势的莫测汹涌进程中，切实有（高）效、有序、从容地向前发展。

（　作者：北京政治哲学学者、牛津大学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